问题|东西问 | 杨立华：如何看待“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 三 ) 杨立华|问题|中国|东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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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某小学，学生经过校园里的孔子雕塑并鞠躬。王东明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今天，中国一些经典哲学思想是如何体现在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的？
杨立华：到处都是。我这几年常有一个讲法：我们的中国精神，就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塑造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离我们都不远，像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思想，就在我们语言的根基处、在我们思想的根基处、在我们感受世界方式的根基处、在我们实践结构的根基处。我们日常生活里随便一个举止、习惯里，都有孔子。比如中国人习惯于储蓄，孔子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是对世界根本的理解——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单向地向好，这个世界起起伏伏，我们的人生也起起伏伏，即使我们处在比较好的阶段，也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好而做准备。
中国的这种此世性格的文明，使得我们中国人根底上看待世界的方式跟别人不同。我在《此世品格与知止的文明》这篇文章里对此有明确的论述。
虽然一代人与一代人不一样，但无论怎么变，只要汉语在，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就在；汉语在，中国品格就在；汉语经典在，中国思想、中国的根就在，就会塑造一代代人。不管家庭结构，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新的形态的变化，那个基本价值都在，即中国文明的此世性格和以此世性格为基础的知止精神。
此世性格是中国哲学品格的根底。哲学、一般性的思想、宗教、艺术……中国文明的一切方面都体现出非常强的此世性格。 “此世”对“彼岸” ，我们这个文明不是以彼岸为追求的。当一个文明以彼岸为追求的时候， “此世”总体上被视为缺陷。如果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此世的不满足，投射到一个虚幻的影子上去、把那个东西叫做彼岸，并以彼岸为目标，那么此世就是过程，是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文明根底是：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过程。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和哲学目光。因为彼岸需要太多假设，而此世是直接呈现的，所以中国哲学有个特别根本的性格——此世性格。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根本目光是最少假设的，没有那么多虚构，我们不用虚构原罪、上帝创世、天堂地狱、末日审判、伊甸园，这些虚构我们都没有。所以中国哲学的表达总是简洁的，所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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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图书馆。王笈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也开始使用许多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那么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应该怎样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赋予中国哲学新的生命力？
杨立华：我有这样一个态度：在汉语中思考。所谓在汉语中思考，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中国哲学概念，也没有纯粹的西方哲学概念，它们都已经进入到现代汉语世界中。时代的语言构成思考的边界，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尝试去拓宽、或者至少是充分实现这个时代语言的可能性、思考的可能性。举个例子， “理所当然”这个词里还保留着两宋时期儒家哲学的讲法，一旦说“理所当然” ，那就是“必然” ，在宋明理学背景里， “当然”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今天谈的“当然”和“必然” ，是不统一的。这其实就是西方哲学对我们的语言概念的影响了。所以我们重新谈论“当然”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时，既不可能撇开中国固有的脉络，也不可能撇开已经浸透了的西方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