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我写作就为说出那些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 三 )

李修文：就像向迅刚才讲的，我今年在《雨花》杂志开了一个专栏，在回忆童年的过程当中，许许多多对童年的感受被激活了。而这种被激活，这种回望和关照，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带有想象、虚饰，乃至于审美的部分。在我看来，恰恰因为这种回望、关照，记忆被重新拼贴和组合。有一句话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了。”这恰恰是文学的要义。经由这样的重新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我们这样一个文本到底可以何去何从？
当这个念头涌现之后，实际上我诞生出一种态度——通过这次写作我完成一次清洗。比如我小的时候在乡村，因为父母在城里工作，经常是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一个传统的被认为像田园诗般、桃花源式的父慈子孝的乡村，我当然见识过。但是，就像向迅写作中呈现的，那个抽空我们全部抒情、赞美以及肯定他人能力的那个乡村同样存在。
比如我小时候老是念念不忘一个疯子。他当然是真疯，但是中国很多心理有疾病的人，实际上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时好时坏。因为我们无法认定他什么时候是好的、什么时候是坏的，他居然拿他的疯狂要挟大家。他本来是不幸的人，可是当他迎来清醒的时刻，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当然要祝愿他迎来了正常。可是在正常当中，他的疯狂马上得到胁迫他人的合法性，他顿时用自己的疯狂给他人造成极度的压迫，他甚至每天进村的时候都会喊，你们注意，哪家的疯子回来了。
父亲说如果病好了回去把花园建设好
李修文：我们行进到现在，每个人作为成年人，当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的诸多难处，我们有没有可能持续不断地因为恐惧、因为过多的想象产生也许是过度的回响，来产生不断的对峙？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得到某种正解？同时我也想，那样一种童年生活往往给我们内心造成一些不快，甚至是创伤，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一次写作，清洗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正和过去说一声再见，说一声“你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互不相送”。我们总是有过多的痴嗔，过多的贪恋，过多地依存于伤痕，以使自己所谓的成功、前进变得更加其来有之。我们如何平静地跟自己过去经历过的生活，既平起平坐，又不再互相纠缠。
我写这本书，包括写《诗来见我》，说到底出发点非常简单，就是在疫情当中，重新觉得“文章千古”这句话变得多么重要。在相当程度上人和人之间要变成一座孤岛的时候，我们如何救自己、我们如何说服自己现在的生活仍然可以活下去？如何在文章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前贤、先辈？先辈经历过的种种苦楚，如何跟我们的生活来印证、来重叠？我们又从这种印证和重叠当中，能够受到什么启发，以鼓舞我们更加平静，更加能够与自己和解，更加能够接受看起来兵荒马乱的世界？这就是我通过写作所得到的一些教益。
向迅：写这本书，其实是为了走近父亲，为了了解、更理解父亲。我父亲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中国农民，一辈子就是养家糊口，再建一栋房子。但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我父亲还是有理想的，即使在他生病的最后时刻，他还对我讲说：“如果病好了，回去把花园建设好。”因为我们家有很大一个院子，父亲是很爱花儿的人，他走到全国各地都会收集喜爱的花种回去。现在我们老家的花园每到春天都会姹紫嫣红，不仅是我家的花园，所有我们家族的院子里都有开花。
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是农村，条件不是很好。很多时候交不起学费，就会怪父亲：“学费也不贵，怎么交不起？你们怎么没有志气？”后来我反思，父亲其实是挺伟大的人，他自己没有读过什么书，却把几兄妹相继送到读大学。我后来了解到，我父亲是特别聪明、很有才华的人，如果他能多读书可能会是一个艺术家，因为他真的无所不能，周遭的事情，基本一看就会。母亲为什么会嫁给他，就是我外婆觉得父亲会手艺，养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