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员&饶平如忆往事：“人与物的缘分难于预料若此”( 三 )

父亲写好状子，便交给书记员去誊抄。家里书记员换了好几个。据我回忆所及，第一位是余仲阳，我称他“余仲叔”的，可能他与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第二位姓梅，不知其名，瘦小个子，经常面露微笑之色，很好玩。他经常要我讲故事给他听，当我讲《西游记》中某段时他又指出我看书时的白字，弄得我下不了台，很是难为情。例如，我不认得“齋”（斋）字，“吃齋”说成“吃齊”（吃齐），他就哈哈大笑。第三位姓何，名鹤鸣，人长得很高大，不知何人所荐。由于此人言语举止有些轻浮，父亲很不喜欢，所以不到一年便辞退了他。第四位叫吴士铨，他是父亲的友人吴山比老先生的长子，为人极其老实，字也写得笨拙一些，勉强过得去而已，办事也不甚精到。某次，某场官司，法院送来律师出庭的“传票”，竟给他丢失了。没有传票怎么去出庭？父亲也无可奈何，我当时还记得父亲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这回只好去卖卖我的老面皮了！”意即自己要到法院去打招呼，请人想办法弥补这个缺失，去补发一张传票。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父亲率全家离开南昌，律师业务自然停止。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回到南昌时，父亲只租用了原来陈家桥房屋的三分之一，其时的书记员名赵椿林，也是我家最后一位书记员。因为战乱，生意寥寥，无事可为，后来赵椿林便和我一伙，在我的切面店帮忙了，这在我写的另一本书《平如美棠》一书中业已记叙。
说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律师业务兴旺之时，书记员的办公场所就设在下厅左面一间书房，也摆一套书桌椅，后面还有一张帆布折叠行军床，书记员即住宿在此处。书记员吃饭与我们同桌。待遇是每月四元大洋。这属于基本工资，主要收入要靠打赢官司的钱。例如，官司打赢了，客户送律师的酬金（或者名之平曰“服务费”）是两百元大洋，照例还须送十分之一的劳务费即二十元给书记员。
父亲曾告诉我，他从不承接刑事方面的诉讼，而只承接经济方面的如债务纠纷或财产分割纠纷，至于所谓离婚诉讼，那时极为罕有，可以说是接近为零。因为当时的民风民俗，相当守旧，就是夫妻分离也只是双方私了，不会来找律师的。父亲还有一个原则，如果来的客户是理亏的一方，他也婉言谢绝。他说他不能把无理的事辩护成有理而打赢官司。
父亲还有第三个“原则”，他希望客户送的报酬是现金而不是匾额。这大概是针对他一位好友而说的戏言。父亲的一位友人，广益昌的老板曹朗初，找父亲打过官司之后，曾送过父亲一幅匾额，中间写了四个楷书大字：保障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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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它悬挂在我和弟弟卧室的北墙上，位于这栋房屋最深最后一堵墙上，目的就是不给人看见。他笑着对我们说：“如果让人看见了，群起而效尤，都送匾额的话，那我们靠什么吃饭呀！”当然，曹朗初并不是只送匾额一件礼物就充了诉讼费用，但父亲的担心却也不是多余的，大概客户各人有自己的取舍之道，这是捉摸不准的。
父亲吃过午饭之后，便坐上一辆五百大洋从上海买来的黑色黄包车。家里的车夫名叫荣发，为人木讷诚实，中等身材，由他拉着，直奔江西大旅社而去。这个下午便是父亲和其他工商法律界好友们聚会的时间。原来，他们在江西大旅社长期包了一个房间，大概犹如今日之俱乐部吧。或交流业务经验，或介绍业务商机，同时也放松一下身心。大家谈论、闲聊、饮茶、打麻将，最后是一桌酒席……我记得，总是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时分，父亲满脸红光、带着八九分醉意，回到母亲房中。我和弟弟看到醉酒的父亲，心里都有点怕，不敢到前房去，每次要等母亲喊我们才过去。父亲常常带回几只香蕉，有时是苹果，猜想是酒席之后的果品，父亲随手取几只带回来给我们小孩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