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真凭实据地探究文学的秘密( 二 )


有生命力的文学评论,建立在真切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就事论事,干巴巴的逻辑推理。评论家首先应该从文学作品中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感动和灵魂震撼,引发深入思考,然后才去抽绎和总结隐含其中的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少学者发现,将西方现代人文社科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打开思路、拓宽视野、构建新的学术体系颇有裨益,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对文学作品缺乏真切生动的审美体验与感悟,文章写得生硬艰涩,了无生气,让人难以卒读。
好的文学评论要开拓创新、持论有据
文学评论界少谔谔之音、多好好之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近来一段时间专家学者已从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究和反思,此不复论。除此之外,大概还有“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长期接受这样的心理暗示,在评价作家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收敛起自己的直性和锋芒,谦恭自持,温柔敦厚,只关注好的、有价值的地方,忽略差的、有缺陷的方面,以免伤人自尊,从而规避可能引起的麻烦与争执。“礼之用,和为贵。”为了“和”而按下内心的种种“不同”。顾忌多多,思维势必受到局限,研究思路就易于循规蹈矩,难以创新,难以出彩。
事实上,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成为一个独立而客观的存在。评论家有必要抛开世俗的私心杂念,依照自己的认知与体悟,对作品的价值进行阐发。唯有这样,他才能有新发现、新收获,评论才能有的放矢,发挥实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需要一种为达真理无私无畏的勇气,褒贬出自公道,推论源自真凭实据。评论家也务必坚守学术良知,把研讨限定在文学的界域之内,秉持公道心与同理心,持论有据。作家最要紧的是拥有一颗平常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进行文学评论,再三再四的文本细读自然必不可少,而评论者与作者双方的沟通交流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彼此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对作者而言,通过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对话,他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幽微角落抑或潜意识层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对自己作品的结构设置、推进节奏、语言技巧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也常常会有不期而遇的顿悟。对评论者来说,则会因这种智慧的碰撞而灵光四射,发现新的研究切入点、打开新的研究界面。
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各种史料诸如作家本人的谈话、日记、亲友回忆录、作家年谱等,有必要加以细心研读。路遥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人生》,读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原型是作家本人,而对书中女主角巧珍的原型则很少追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评论家程旸《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通过对路遥生平各种史料的深入分析,认为巧珍的原型有村支书刘俊宽女儿刘凤梅、路遥初恋女友林红、妻子林达等多位女性的投射,亦有路遥自身的影子——面对文化心理强势的北京女知青,路遥在恋爱、婚姻关系中始终是十分软弱和自卑的,其本人在彼此交往、相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种种酸涩苦痛,都为他写活善良、痴情、怯懦的巧珍这一农村女孩形象注入了养分,“路遥在巧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困守乡下无法施展的制度性障碍”。这就超越了个人层面,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具有多重关联。这样的视角对研究其他作家的创作心理亦很有启发。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和技术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这段话也适用于文学评论,只不过解决科学问题需要数据分析,而解决文学问题则需要史料支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