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百年经典儿童文学对我们的情感养成究竟做了什么？( 二 )

从上述童书文本的“信任”书写演变轨迹来看，少儿的“信任”情绪逐渐走出了“神”与“权威成人”的双重历史的束缚。这本书的其他章节也多次论证了这一观点，即现代童书的道德是挣脱神权、世俗父权等一切社会等级秩序的道德，它们暗示着儿童需要逐渐成长为对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负责任的主体，这可能既给儿童带来了压力亦赋予了自由。
这种成人对儿童的“放权”，正是这本书考察的时代，即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童书情感书写和教化的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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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情感书写
逐渐强调长幼关系的平等化
童书情感书写背后包蕴的民主化倾向主要可以从两大方面见出，即长幼关系的平等化和同侪关系的重要化。
从前的儿童文学中，孩子是被动受教的一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童书越来越多地对不平等的长幼关系做出反思。《情感学习》中对“痛苦”的探讨就重点考察了暴力体罚带来的身体疼痛经验在现代童书中承担的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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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扣战争》，[法] 路易·佩尔戈著，左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版
以儿童小说《纽扣战争》为例，故事将“体罚之痛”与父辈的教育无能相关联，即向读者暗示了“儿童的痛苦”是一种由成人教育者控制的教育工具，是权力的炫示。随着儿童的被“发现”和重视，人们越来越相信在他们身上施加痛苦与对成人如此行为一样，都是破坏其人格的恶劣行为；同时，儿童文学也不遗余力地告诉读者，痛苦体验往往会衍生出一系列“成长问题”，如逃跑、以暴制暴、酗酒甚至自杀，以此带领现代读者建立暴力情境下的“合乎寻常”的情感反应式（供儿童模仿），以及“痛苦”情感与“问题行为”后果之间的紧密关联。
由于最终促成“成长”的乃是少儿主人公自己对弱者的痛苦的同理心，收敛了自身的暴力行为，而非父母加诸其身的强制，《骑鹅历险记》和《秘密花园》里主角的变化从另一面向上暗示了父母暴力的无效。因此在某种角度上，秉承了平等和博爱理念的儿童文学非常直接地告知人们——并非体验痛苦或苦难，而是克服造成别人（尤其是弱势族群）痛苦的行为，才是“现代社会中成熟人格”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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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花园》，[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李文俊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假如成人教育者放纵自己的权力对儿童施加痛苦，那么童书将越来越毫不留情地剥夺他们的教养职能——就像《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父亲失去了继续为父的资格，而家长的失败却成了承受痛苦与挫折的主角儿童后续的“单独或同侪”行动并成为“英雄”的主要催化剂。事实上，这一类儿童文学也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让共读的成人教育者同理了“痛苦会生成痛苦”、施加痛苦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和客观后果。
而在另一方面，童书中儿童的同伴关系越来越发挥中心作用。同样是暴力行为，在同侪之间，打架往往被解释为释出情绪、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同侪暴力总是发生在没有父母干预的空间内，教育手段不是父母而是儿童自己的暴力或阻止暴力（见凡尔纳的《十五少年漂流记》）。
我们也不难发现，早期的儿童文学中，“成长所需的道德”是与性别话语紧密关联的。19世纪中叶，以《汤姆求学记》为代表的英国公学小说常常写到男孩团体中的学长霸凌现象，男孩们如果要拒绝战斗必须提供“高尚”的动机（往往是符合基督教要求的），男孩间的暴力被视为男子气概的证明和男性团体“入会仪式”；而到了20世纪中叶时，儿童文学同侪暴力不但更少被鼓励发生，其间的性别差异也相对减少了，《红发卓拉》《曾曾曾祖父的荒岛藏宝图》中的团体均有女性成员——不过，总体看来女孩们还是较少出现在肢体冲突情节里；而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在《小淘气尼古拉》这样的作品里，打架更被强调其游戏性，孩子们直接从永无止境的打架和制造痛苦中获得乐趣。可见，越是到了晚近的作品里，儿童的“痛苦”就越呈现出差异化和个体化的趋势，这其实意味着儿童的感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