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盘|“拼盘电影”凭什么？( 四 ) 档期|电影|国庆|新人|票房|中国

由此可见，对于“拼盘电影”的模式，已经有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目前看来，其尚待突破的痼疾并不少。
例如在《长津湖》中，有些部分的剧情略显单薄，如对伍百里牺牲交代的不清不楚；人物形象稍显扁平不够丰满，如对毛岸英人物塑造的一带而过；高潮点的堆叠使影片主次混乱、重点模糊，密集的战争场面使“雷公牺牲”高潮情节的感染力减弱。
再来看《我和我的父辈》，其问题在于单元式的固有弊端：强烈的拼凑感、过大的割裂感、生硬的过度感，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若干小品的汇集。影片舍去的过渡部分，它在基本的承上启下外，更可以达到升华影片主题的效果。例如可以采用化抽象为具象、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等方式，并在各单元中植入同一个固定意象等方式来归拢各单元。
对于《父辈》甚至有观众表示：“对于这个系列在以后我不会再去看了，落差太大” ，可见如果再不做出改变就很难挽回观众。这也要求制片团队既要对导演和故事的选择更谨慎新颖，也要理顺连贯各单元故事，不然总有一天会变成各单元自说自话的“四不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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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想要在多位大导演的不同风格中斡旋也绝非易事。要知道，集结多位导演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协调分工、统一风格等也都是“大工程” ，如果没有一个经验极为丰富的制片人或监制坐镇很难成形。此前，黄建新、张一白、宁浩、管虎都曾在“拼盘电影”中担任过此类角色。
这次《长津湖》之所以能在在市场上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是因为由中宣部和国家电影局直接推动，北京市立项并大力支持，是中国电影史上投资规模、制作规模最大的电影，光是片尾银幕上的演职员名单就有1.2万人。
即便如此，在实际拍摄时，《长津湖》的监制黄建新依然要负责三个剧组的统筹协调，不管是前期筹备、拍摄片场，还是电影后期，他都要亲力亲为。像是剧组只有二十几辆坦克，允许炸几辆，什么时候炸，要统筹部门，算完了给出一个时间表。
于冬还提到，黄建新在几个剧组当中还要查漏补缺，去补拍一些戏。因为提到长津湖战役，一定会提到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所以黄建新带着八一厂的宁海强导演，拍摄了杨根思在长津湖用生命守护阵地的3分钟战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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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绩，工作人员在背后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导演拼盘电影”的难度可见一斑。
说到底， “中国特色拼盘电影”是在国外“拼盘电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联合执导和拼盘电影的模式固然为电影的制作提供保障，但是想要真正制作出精品还是要立足于两个基准点——人和故事。否则再多花哨的技法也只是纸老虎，终是敌不过时间的选择。
我们并不是对国产电影过于苛刻的一味指谪，而是一直抱有期待，正因尚有缺憾和不足，才会在接下来的作品中不断地裨补阙漏而有所广益。
毕竟，在未来，不管风向如何变化， “主旋律”一定会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在这个层面上说，结合电影行业精英人才之力，众志成城的“中国特色拼盘电影”依然会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