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八 ) 野史|日记|周长森|读书人|北上

在成功处理地方事务之余，联语还成为周长森记载这些事务的重要标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周长森处理了崇义秀罗村的一桩同族恶性讼案。事情的起因是秀罗村王氏为村中巨族，后代分为三支。其中上村一支有南宋时期的古坟，坟旁有大树被风吹折，于是砍伐树木。下村的王氏则认为树旁的地方是他们的“社”基，坚决不肯让步。下村村民还在王槐珠带领下，携带军械威胁上村。于是上村人前来县衙控诉，周长森原拟调解，不料下村也来控诉。于是，周长森奔赴两村，对着数百人当堂断案。最终通过谱牒文献查明“坟无碑，社无界” ，于是断令上村占有地基，但不存在“社”；上村可以祭拜古坟，但不可再葬，树木砍伐后不能再种。两村百姓对此心悦诚服。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也就此画上句号。定案以后，周长森“命两造各立一旁，族证举觞为礼。饮毕，赠以联句，云‘木本水源，三族联为一气；上和下睦，片言永定千秋。 ’跋云:‘同治十年三月下浣，余以公事抵秀罗。适王氏族众以小嫌涉讼，为之冰释。爰举俚语，成二十字赠之。俾三族各制一联，悬诸祠宇，庶几世世子孙，毋负长官之厚望也。 ’”此时周长森制定的对联，无意中承担了三项功能，第一，承担了官方案件调解书的作用；第二，在王姓三族内起到契约文书的作用；第三，成为秀罗村王氏三族集体记忆的元素。
与诗文所呈现的周长森的孤独的文学世界相比，对联在周长森执政崇义县的过程中，显然扮演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角色。对联不仅帮助周长森经营与地方绅士的关系，也深度参与他在崇义的各项行政工作。这些对联显著地展示在地方重要的遗迹和其他景观中，成为周长森宣示权威，推行教化的手段。而民众从简明扼要的对联阅读中，也能部分感知行政的趋向。即便他们仅仅只能“观看”对联，也将从对联在场所中的重要位置生发尊敬之情。对联由此成为基层官员与民众为数不多的文字沟通管道，也因而镶嵌在基层日常行政运作中，参与了政教的宣传教化活动。
四、处于文学边缘的知县阅读的意义
同治年间，就文学世界而言，周长森无疑是一位边缘人物；就政治世界而言，周长森在崇义县却是当仁不让的中心。政治领域内的中心与边缘视角，用于研究周长森的日记，很有可能走向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若从文学角度考察周长森的日记，则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却又乏善可陈。然而，如果将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置于他整个的“文字世界”之中，则可能见出对历史和文学研究均有启发的题目。
首先，周长森的文字世界既能反映主流文学世界与“杂字世界”的交流状况，也有助于看清它们之间的隔阂。这就为重新思考明清识字率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出路。
一般民众的识字率问题是明清研究长久不衰的话题。研究者可能普遍预计这样一种立场，文字不仅是庙堂的，也是属于民间的。于是，一道鲜明的阶层分界线就轻而易举地划分而出，那些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显而易见地被划入识字的群体，被列入识字群体的统计数字之中。这种划分简明扼要，却也让科考路上的读书人被之后的研究搁置一边。人们转而关注“不识字”的民众，从杂字、日用书等角度，考察科考以外百姓的文字世界，即人们更愿意关注费孝通所言的“文字下乡”问题。如果以传统的庙堂和江湖来划分这种研究的分界，似乎科考路上的群体属于文字世界的庙堂阶层，而科考以外的一般民众是文字世界的江湖人士。在一种研究眼光普遍“向下”的时代，此类倾向无可非议。可惜，在识字率问题上被边缘化的读书人群体，同样有他们的关于文字的问题。这些读书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更为广大的读书人群体，同样从事许多文字工作。他们也写诗，也作文，然而所作诗文看起来是在文学世界的边缘，而最终的输出对象又恰恰是一般所谓不识字的民众。这就赋予这部分人的文字以独特的价值。这部分人可能是知县、衙役等等，他们的文字贡献，既不属于主流的文学世界，也不属于民众的杂字世界，却又游走二者之间。这种边缘属性，令知县等人（如周长森）的文字世界别有魅力。就主流文学世界而言，这些文字是可以视作“文学下乡”活动的产物，是主流文学世界在基层的展演；就民众的杂字世界而言，这些文字又是“文字出乡”的反映，即这些文字能够部分折射民众的基本生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