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刘先银评论说：东方思想的传承看到了中国的圣贤的身影(16) 随风|君子|世袭|文化|思想|人生

能够交朋友的，往往是由于生活中有着世俗的“共同语言” ，关键不在于真才实学的根底有多深厚。钱钟书与文怀沙都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按照后者自称的说法），时代社会背景大体相同，两人都是风流才子、倜傥名士，后来又在学术界“混”得一定声誉，具备了交朋友起码的条件。
钱钟书一门心思做学问，家学渊源（父亲钱基博已是名学者），天赋聪明，自幼入名校、留学西洋，恃才傲物，生性桀骜不驯、蔑视权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于世俗多半持批判态度。而文怀沙出身寒门，正式学历只有中学，虽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嘴尖舌利、出口成章，但不过是杂家，学问并不专亦不精，且一向攀附权贵，巴不得世俗生活能够出现“腥臊并御、阴阳易位”（屈原《涉江》句）的局面，以便乘机会浑水摸鱼。
钱钟书内秀，文怀沙外扬。钱钟书钻营故纸堆，文怀沙钻营名利场，一方面以屈子自命自勉，另一方面却狗苟蝇营。这样一个文怀沙尽管张狂而人格分裂，却交游甚广而“朋友”很多，且擅长巴结逢迎。人格分裂者，往往高谈阔论时灵光乍现，听起来好像亦不乏思想。这对于清高孤傲，尖酸刻薄，不喜交际，曲高和寡的钱锺书来说，正中下怀，是他所需要和弥补的。因此，钱钟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据博友指出：“亦狂亦侠亦温文”是引用龚自珍的诗句：“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这算是欣赏文怀沙好的一面比较确切的刻画。据说，此联如今仍然挂在文怀沙的家中。
于是乎，我们可以简单地初步概括钱锺书与文怀沙交往的共同起点：才子名士，风华正茂，每出狂言，讥讽时局、臧否人物，尽管两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然而，两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亲密关系，一定还有更多的生活细节上的联系。男子汉亲密聚在一处，往往好谈女色。对女色的关注是人性的体现，也是进一步交往最好的桥梁。它可以在人性的表面上，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
因之，钱锺书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文怀沙曾说：“读书人分为四种，一是从不通到不通；二是从通到不通；三是从不通到通；第四种最罕见——是从通到通，天纵之资是也，钱默存其学也博。 ”文怀沙还曾经这样夸奖钱锺书：“《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20世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 。默存公其‘学’也博。 ”“钱对我维护备至，劝我要慎蓄锋芒……”
有资料表明，钱锺书杨绛夫妇，一度曾引文怀沙为“知己” 。 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云：“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 。（陈注：“打彭”音 dangbang 即吴语“开玩笑”的意思。）1963年文怀沙因“流氓罪”遣送农场劳动教养后，杨绛曾织过毛衣送给文怀沙，文的母亲也由钱钟书杨绛夫妇照顾……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文化人知道，文怀沙曾经是钱府常客。钱先生身边的人也有印象 —— 当时钱老对此公奖许有加。
然而，好景长而不久，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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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 ，立春，天地俱生，万物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