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双向思维促进多元文明互鉴( 二 ) 新石器时代|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戏剧受众的双向性接受研究，也是双向思维的关键一环。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效果较多取决于接受者，接受者不会被动接受，他们往往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跨文化戏剧的受众，既有研究者、编导演员等专业人群，也有普通观众。跨文化戏剧受众的双向性，是指他们对异域戏剧的接受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与戏剧传统的交叉、碰撞和交融。中外受众的接受重点和趋向都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欧美观众惊讶于梅兰芳访美访苏带来精湛的东方艺术，戏曲的“假定性”舞台原则启发了现实主义传统的西方戏剧。与此同时，中国的接受者正致力于引入易卜生等西方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启蒙民众。双向性研究需要深入阐释中外受众的差异性需求和结果。
戏剧的跨文化研究，还需要按照戏剧从案头到剧场的延展规律，遵循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建构“翻译改编—阐释研究—舞台演出—传播效果”的全方位全过程系统研究。一方面重视戏剧性，打破从案头研究到剧场研究的学术壁垒，有机结合从剧本到舞台的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重视跨文化过程中的译、编、演、传等重要环节，深究其中发生的转变，以文明互鉴的智慧和眼光洞悉中外戏剧经典在各个环节创造的新价值、新意义。
变异和通律：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性
是否具有“跨文化性”，是确定跨文化研究对象和衡量其价值的标尺。那些在中外戏剧史上产生了特殊跨文化影响力的经典，是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戏剧跨文化的过程，是一个个复杂且充满隐微细节的案例：它可能是一本藏于国外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戏曲典籍译本，等待有心的研究者去发掘；它可能是一场杂糅了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元素的多语剧场表演，观众的评价毁誉参半；它还可能是网络虚拟空间中聚集的一群戏剧发烧友，用短视频、视频直播的新媒体形式翻唱翻演经典。无论哪种情况，只要涉及语言、国别、文化、文明、媒介等界线的跨越，具有跨文化、跨国族、跨地域的特点，就可进入比较视域的戏剧研究空间。
在中外戏剧的历史长河中，最具有文化交互属性、传播效果的戏剧经典，往往携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经过剧本翻译或域外舞台表演成为跨文化戏剧史上的高光时刻，产生了既远且广的国际传播效应。18世纪30-50年代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译、编、演，就是中国戏剧国际传播的一个高光时刻，《赵氏孤儿》不仅是18世纪在欧洲被译、编、演，广为流传的中国戏剧，而且开启了中西戏剧近三百年的交流史。以欧洲戏剧为傲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戏剧的模样，还尝试在西方舞台上体验中国戏剧的人物故事与孔子之道。
我们不必苛责汉学家马若瑟对《赵氏孤儿》的删译，更不必苛责伏尔泰的误读和他的《中国孤儿》对原剧脱胎换骨的改编，因为中外戏剧的交流中复杂的变异无处不在，经过跨文化阐释和传播，戏剧文本、舞台表演必然由于文化差异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形，也会因为戏剧对人性和文明的洞察而获得普遍意义。其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通律中的变异，歧异中的会通，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难点。
因此，研究和毕现戏剧跨文化的完整过程，需要分析问题和细节，研判历史事实，贯通理论分析，归纳通律和变异，得出经验教训。中外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与传播过程本身，即西剧东渐与中剧外传两个过程在不同时代、多重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两者的变异有何不同，进而运用跨文化戏剧理论，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事实做出研判，辨析中外戏剧跨文化过程中的共通规律和独特变异。在纷繁复杂的戏剧现象及其细节之外，也要拨开现象的迷雾，总结和归纳戏剧跨文化阐释和传播中的规律和变化，打通淤点堵点，疏通中外戏剧交流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