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涩泽龙彦《恶魔幻影志》：凝视古典怪异世界的后现代之眼(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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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魔鬼的世界理出头绪
在东亚艺术史研究传统中，魔鬼主题在很长时间里是被遗忘的。这或许与魔鬼概念主要发源于欧洲及阿拉伯区域有关，也可能与东亚主流文化传统对异端事物的不屑和压抑有关。此外，还应该意识到，艺术史学是西方舶来品，对于亚洲而言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现代学术和艺术都是遭遇现代性的产物。无论中、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学科都是20世纪以后才诞生的。在创立之初，自然重在夯实学科基础，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原产地吸纳艺术史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风格、形式、图像、实证这些基本概念被本土学者理解、掌握，便用掉了大半个世纪。相比中国，日本的艺术史学科建立更早，成长更为迅速。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学科的基本规范和方法体系已走向成熟。日本艺术史学界比中国更早注意到对本土“妖怪”和西方“恶魔”形象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对西方“恶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非常碎片化的，尚未形成清晰的框架性理解。在艺术史学界以外，西方“恶魔”形象和系谱对日本普通民众来说还相当陌生，相关知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战后日本少有人问津。在这种背景下，就更容易理解涩泽“恶魔”艺术史的文化冲击力和历史意义。
魔鬼世界来自主观妄想，涩泽是一个对僵化机械反映论（精神完全是现实物质世界的反映）嗤之以鼻的神秘主义者，他描述魔鬼的历史牢牢抓住了精神史的内在脉络。魔鬼的每一次形态与意义改变，都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心理机制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好奇、恐惧、战栗、渴望、祈盼会以诡异的方式在人间创造出不断变化的“恶魔”。涩泽能如此清晰地梳理出魔鬼的系谱，归功于精准把握了西方（但并不局限于西方）宗教史与社会思想史交叠的关键性事件，比如二元论思想结构的出现、北欧民族与罗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地狱与炼狱观念的兴起、三位一体与反三位一体结构的对峙、《启示录》的出现和流行、教会与异端教派的反复拉锯、罗马教廷与东方教会的分歧、黑死病肆虐欧洲大陆、龙的意象的成熟、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士引领的苦行风潮等。除了对思想事件之间关联的主动探索以外，涩泽充分运用了图像学和风格比较等艺术史研究方法，用图史互证的方式让人信服地阐释出魔鬼在不同时代中的个性。涩泽充分理解一切怪异之物皆是意识和潜意识的表征，脱胎于人类精神历程的种种内在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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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学、艺术史、观念史与后现代主义
涩泽很有可能是日本最早同时掌握符号学、精神分析和图像学的作家，他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文体学探索又激发了后结构主义意识。这些对于涩泽来说，不是习得的理论技术，更近似于某种天赋。他的天赋还不止于此，对于视觉艺术作品（比如绘画和雕塑）的造型趣味和形式主题异常敏感。他所选择讨论的艺术作品，不仅以其异样造型满足了作者的猎奇心态，而且在艺术的完整性、表现的独特性方面也堪称时代同类作品中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美术作品在当时并不受人关注，涩泽在进行图像分析时从未亲眼见过任何原作（甚至尚未到过国外），却能洞察作品中很多精微的处理，可见艺术感受力之强。
还有一点颇值得强调，涩泽的博学让人震惊，这可能与他痴迷博物学有关，他所敬仰的学者也往往是各个时代的博学者。博物学现在看来并非一个严格的现代学科，几乎包含了天文、地理、生物、风俗、历史、宗教、工艺、科技方方面面的知识，涩泽取道博物学接触到异常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再加上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广泛兴趣和惊人悟性，成为纵贯东西、古今学问的思想者。在图像学分析时，他能明察秋毫地指出“恶魔”图像在不同时代的复杂寓意，又能发觉这些眼花缭乱的符号与历史动向的隐秘关联。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学者，但其博学程度恐怕大多人文学者也只能甘拜下风。这样的学识，使他可以娴熟地将图像分析与观念史梳理结合得自然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