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脏！假如你被作家朋友写成了卑鄙小人：一个真实事件中的创作道德( 五 )

《The Atlantic》上的一篇文章也在攻击D，质疑“她真的是个善良的人吗？”“或者她是一个披着善良灵魂外衣的操纵者？”
因为万字长文的披露，让D在这个事件中成为完全失控的歇斯底里者。她不断发邮件的质问，她从一开始就有的敏感反应，不断加码的索赔要求，死缠烂打的控诉和私人证据的调取。这些具体过程的描述让她成为了攻击欲望十分强烈的形象。以及，L的反击成功了，的确有很多人站在了种族主义的角度上，抨击那个“玻璃心的白人”。
至于L和其他的作家们，也完全是输家。聊天记录中曝光的尖酸刻薄令人震惊。他们和自己在聚光灯前表现出的形象，他们的话语和书中句子所表达的想法截然不同，这种不一致性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的虚伪。

文章插图
电影《JT·莱罗伊》（JT Leroy 2018）剧照。
L和那个作家群同时显示着当下写作的一个趋势——功利性写作。
当她看到D在控诉自己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她可以借助种族话题，从中获利。“这女人简直就是金矿”是她的原话。在她以及周边的作家眼中，创作已经不是由灵感与初衷激发的事情，而是一个可以不断打磨丰富的机器，借助它的转动来将路边的读者吸纳到气流旋涡的中心。她创作这些小说，不是因为（起码不是单纯因为）自己在华裔移民生活中有过什么刺痛的经历，或者她有什么要特别强调的未来主题，而是因为，以种族主义为主题的小说可以吸引一批固定读者，让她自己处于当今文学关注点的中心。
创作自由归创作自由。但我猜，这些聊天记录曝光后，不会有人再相信，她的创作是真诚的了。
不过这其实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思考——没错，现在曝光的证据显示L等作家都很虚伪，但我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得知这一点的，如果将每个人的聊天记录和现实生活对应起来的话，能有多少人做到严丝合缝呢？
人都是有或多或少的缺陷的，然而聊天记录将人性缺陷与丑陋的痕迹保留了下来。它完全改变了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机制。
例如，假设我们今天指控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经参加过纳粹空军并犯下恶行，我们可能需要阅读一部相当完整的传记，里面需要有很稀有的信件、日记或其他资料，还要注意资料的可靠度和叙事者的口吻是否存在情感误导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若某个人的丑陋行径并没有占据过多的比重，它会在时间和生命中逐渐边缘化。但聊天记录的存在，将这些丑陋的一面放置到了被关注的中心。而且，屏幕和对话的截取还剥夺了大部分言论的语境。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挺需要一部小说，来表现聊天记录对人性与道德评判的影响的，不过暂时没有——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很可惜只写到了表面，完全没有涉及它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文章插图
《聊天记录》，[爱尔兰] 萨利·鲁尼著，钟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7月。
《最善良的人》必然是本很平庸的小说。从写作的初衷到宣扬的情绪、人物叙事的架构，都显得十分狭隘。《纽约客》的文章也就小说内容将L的这本小说批了一顿，认为后续的情节既僵硬又毫无必要，“文笔不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值得情节反转的地方，由于一个最重要品质的缺席，导致整个故事都遭到了破坏：这个品质就是善良”。
在看完了D和L之间暂时被报道的种种冲突后，我觉得最开始的那篇报道的标题也挺有讽刺性的。“糟糕的艺术朋友”——在这个事情中实在看不到有什么“朋友”的存在，不仅是D和L之间，也包括L和聊天中的其他作家，我们也不知道她们当时是表达真实的想法，还是怂恿，还是顺口的附和。总之我想，我没有和这个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