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把杨绛还给文学( 二 ) 诞辰|中国|悲剧|创作|吕约|杨绛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会产生喜剧和悲剧，我们的故事、情感也有喜剧和悲剧。人在理解世界的时候，可以用喜剧的眼光来看待，也可以用悲剧的眼光来看待。喜剧实际上源自智力，喜剧可以俯瞰众生，看到人的缺点、可笑滑稽之处就可以笑。如果是残酷的人，笑完就算了；如果是一个胸怀悲悯的人，马上就会可怜起喜剧中的人。
杨绛无论是文学创作的精神，还是人格构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喜剧智慧和悲剧智慧融合在一起。比如她写悲痛的文学作品，最悲痛的是什么？是人生。佛教里面讲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 “爱别离”就是挚爱的人最后死了，生死相隔、生离死别。她在《我们仨》中直面“爱别离”这种大悲，以及谁也无法超越的生死大限，这是最悲伤的时候。同时，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伤，它是世界所有人的悲伤。把属于个人情感，同时又是普世的大悲表达出来，而且是用艺术的方式，不但有个人表达情感的效果，还有普遍的效果和精神启示。因为“悲伤”“大悲”是抽象的、是个人的，它无法用形象来表达，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煽情就能表达。她想到的是爱人生前欢乐的场面，用欢乐写悲伤。这样一种对喜剧的理解方式、智慧方式和艺术方式，贯穿杨绛所有文体的创作，包括戏剧、小说、散文。
另外，我觉得重新阅读、理解、研究和阐释杨绛，对回首这100年特别有意义。写这本书，一是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进行反思，也有一种审美期待。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问题。我一直也写作，原来主要写的是诗歌。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有很多的读者会问，古诗那么好，为什么要写现代诗？现代诗就是要晦涩难解吗？杨绛创作时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现在的白话文学是一个新的语言，当大家开始用现代的白话写作，当时的白话汉语是幼稚、不成熟的，存在大量的翻译腔、欧化语言。现在莫言等文学名家的作品，既有古典文学语言精华，同时也有“五四”以来的一种文学创新性。也就是说，既有知识分子语言的高雅、典雅、简洁、精练，同时又有中国民间语言的活泼生动，充满生气和色彩。我们作为写作者和阅读者，是非常期待有这样一种语言的，而在现当代文学里面很少有符合这种审美期待的语言。
而读杨绛，恰恰最直观的就是她的语言艺术，能满足我对语言审美的期待。杨绛作为戏剧作者、小说作者、散文作者，是现当代文学里面可以称为文章家、文体家的大家。她创作的独特的文体，把中国的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启蒙语言特点，以及民间的鲜活语言融合成一个整体，这是她做的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她的文学世界是否可以再大一点
止庵：读了这本书，说一点感想。我为什么会来这儿？我跟钱瑗有一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在80年代后期，我们住得很近，我住红星胡同，她住西石槽胡同。正好我精神比较苦闷，经常找钱瑗去聊天，包括谈到钱先生、杨先生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因缘。我没有去见过钱先生、杨先生。
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杨绛散文选集》。编那本书的过程中，通过钱瑗请教过杨先生，杨先生说只要把目录给她看一下就行了，之后她给我写过一封信。 2000年以后曾经有一家出版社让我给杨绛做一个口述自传，我认为这个事太大，需要很长时间，也不是我能干得了的。以上就是一点渊源，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小的资格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谈关于杨绛的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