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夏代的探索中，考古学同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先后三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的都邑性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介绍，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青铜爵，其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创了中国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种种发现表明，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极可能是夏代晚期的一处王都所在。”
考古发掘，还频频填补着历史的空白。近百年来，湖北随州市的曾都区、汉水西岸的宜城等地，先后多次出土有“曾”铭文的青铜器。尤其1978年春夏，曾都区城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系列编钟等大量精美文物，一举轰动全国。专家通过对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揭示出未见于史料记载的诸侯国曾国的面貌。
古蜀文明的发现，同样得益于考古发掘。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等文物，让学术界发现原来3000多年以前的中国西南，还曾有一支发达的青铜文明。待2001年金沙遗址以及此后商业街船棺遗址等的发现，古蜀王都从三星堆迁至成都金沙的脉络也渐渐清晰。
王巍表示，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有两大学术研究方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三星堆、江西新干大墓等一批商代方国遗存的发现，证明商王朝对广阔区域方国产生了强烈影响；陕西丰镐、周原遗址的发现，揭示了西周王朝都城和文化面貌；春秋战国各地都城及贵族墓葬的发现，展示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盛景……”
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结果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揭晓，陕西秦始皇陵、长沙马王堆汉墓、四川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等，丰富着中国历史的面貌。“发现和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中国考古人的根本任务。”王巍表示，“未来，我们还将继续从不断展开的考古工作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
作者：吴晓铃 吴梦琳
来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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