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智性写作，与情感辩证法展会|德国|出版物|法兰克福|书

基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吕约首先将杨绛的创作特征总结为“智性”，这是准确的，也是杨绛与萧红、张爱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质区别。然而，杨绛的“智性”却又是有温度、有关怀的，那不是纯然的客观理性，而是理性对感性冲淡中和后的动态平衡。由此，吕约将“智性”推进为“喜智”与“悲智”，她试图用这组情感辩证法来诠释杨绛，并还原文学研究的某种“感性”。我想，文学研究者不时流露出些许“感性”总是很可爱的，如果这世上还有一门学问渴望用文字本身来打动人心，恐怕就是文学批评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与学科化，使得我们越来越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羞于启齿，然而，任何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写到最后，到了图穷匕见之时，依凭的还是研究者最初的感性，是谓“不忘初心”。——引自《喜智与悲智》序言，作者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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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3日专题《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和精神世界》的B04。
「主题」B01丨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和精神世界
「主题」B02-B03 | 杨绛：将历史与人性反思含藏在节制的文字背后
「主题」B04丨《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智性写作，与情感辩证法
「文学」B05 | 《鄙视》婚姻的另一种真相：爱无能与不可说
「历史」B06-B07丨公元1000年，被人类遭遇的“全球化”
「经济」B08 | 《大分流》从偶然与必然中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
撰文 | 李壮
“完整的桌子”和“完整的席”
关于《喜智与悲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直观意义，吕约在“绪论”部分作出了明确的说明：一方面是研究对象重要，“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中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另一方面，是文学界对杨绛的系统研究一直不够，“尽管杨绛研究的相关文献数目并不少，但更多的是侧重作家或作品的某个方面的研究，对作家总体创作的综合性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将研究任务定位在对杨绛文学创作的系统化整体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很显然，这样一种“系统化整体研究”，是对“杨绛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做出的重要填补和有力开拓。“系统化整体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出现，在作家个体的研究史上，无疑属于撑架构、铺桌板的事情，它能使“作家个体研究”这张学术的“桌子”，在结构上大致成型、越发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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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约，诗人，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诗集《吕约诗选》《回到呼吸》《破坏仪式的女人》，专著《喜智与悲智》，批评文集《戴面膜的女幽灵》等。
不仅如此，吕约也特意提到，杨绛的创作跨越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段、且前后风格基本统一（保持着其“一以贯之的语体和文体风格”），这本书的重要任务便是要“从文学史的角度，将杨绛一生的创作，置于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总体坐标系与演变逻辑中来考察”。由此，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对“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总体坐标系与演变逻辑”的考察，或者说，也构成了一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的观照视野的补足。
“桌子”的完整性涉及具体成果背后的大局结构（学术坐标系），桌子上摆出的“席”则取决于成果自身的成色、做法（成果坐标点）。《喜智与悲智》摆出的席是漂亮的。一方面是“菜品完整”：遵循传统的文学分类学标准、并结合作家在不同体裁领域的创作年代顺序，全书按照“戏剧”“小说”“散文”分板块展开研究，不缺不漏，并且在每一部分都具体分析了相关代表性文本。最后的第四章，则是综合性的“风格研究”。这是一种十分稳健、十分完整的研究论述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上菜思路完整”，每一款“菜品”都不是随意端上的、在逻辑上都不是孤立的——在直观的结构框架之外，吕约也点明了该书的三条内在研究线索，分别是“作家不同时期创作之间体现的内在逻辑及其精神发展演变史、其文学成就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关联性”“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或文化传统之关系”“杨绛的文体风格”。三条线索，融合进入并有效串联了三大内容板块，提供了内在的完整感、统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