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智性写作，与情感辩证法( 二 ) 展会|德国|出版物|法兰克福|书

“悲”“喜”“智”的调色盘
提供内在完整感、统一感的，不仅仅是行文的章节架构或内在逻辑，还有特定关键词、关键概念的不断介入、不断召回。这本书的名字叫《喜智与悲智》，显然，“喜智”与“悲智”是吕约在论述杨绛文学创作时反复使用到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喜智”与“悲智”并不是简单对偶性存在的一组概念。它们其实是“悲”“喜”“智”三种元素拆解重组、不断调和的结果。
陈晓明教授认为，吕约首先将杨绛的创作特征总结为“智性”，但这种智性背后又存在着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冲淡中和、动态平衡，因而吕约将“智性”推进为“喜智与悲智”。这种总结与推进的背后，浮现出吕约在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情感辩证法”。乃至，还指向了背后更丰富具体的、“杨绛对于历史辩证法与人性辩证法的理解”：“从黑暗中察觉光热、自绝望中反观救赎”，这不仅关乎个体的智慧或作家对历史刺激的反应姿态，也接通着更古老宽阔的文化精神渊源，如黑格尔对“精神力量的片面性”的批判、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等。
吕约对这一组概念的定义是，“悲智”是“表现为悲剧意识的智慧”，“喜智”是“表现为喜剧意识的智慧”。两种智慧的依次展现、乃至“智性”和“情感”的相互融合，出现在杨绛的诸多作品文本之中——相关分析论述是全书的主体内容之一，我在此不多展开。有趣的是，“喜智”与“悲智”本身都不是现成、固有的概念。
根据吕约的注释，在佛教典籍的原文里，原本是“悲”和“智”相互构成对子：“悲智”指“慈悲与智慧也，此为佛菩萨所具一双之德，称曰悲智二门。智者，上求菩提，属于自利，悲者，下化众生，属于利他”。钱锺书借以评价王国维的诗，赋予其“表现为悲剧意识的智慧”之意。在此基础上，吕约才进一步推演出“表现为喜剧意识的智慧”的“喜智”。某种意义上，“喜智”与“悲智”两个概念尤其是二者的对举，基本属于吕约的原创；《喜智与悲智》一书所论述的杨绛文学世界，也可理解为“悲”“喜”“智”三种元素相互阐释、搭配组合的调色盘。
“放飞”与“钩沉”
“喜智”与“悲智”的“概念组”，来自于吕约大胆而贴切的“说法的创造”。这“创造”诠释的是杨绛，同时，似乎也可用来诠释《喜智与悲智》一书的整体风格、甚至用来诠释作为作家的吕约本人的写作——它是智性的，但又充满了情感的温度和感性的认知。正如陈晓明教授在序言里提到的，这种状态的背后，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情感共振……她（吕约）在杨绛先生的那些文字中找到了自己。”这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
类似的状态在本书的其他细节处也有迹可循。例如从“记”“纪”“忆”三字不同的含义出发，分析杨绛不同散文在文本形式、文本结构及叙述逻辑上的差异，进而推演出三种不同的记忆文本范型，几乎是“一字春秋”。这当然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甚至吕约还在其中铺设融入了其个人对记忆形态、历史书写等话题的理解——但无疑又是雄辩的、可说服人的。这样的论述，堪称是“天马行空”，是有把握、有掌控的“放飞自我”。
然而，在“放飞”之外，《喜智与悲智》一书同样拥有扎实的“钩沉”部分——我指的是，吕约对很多文学概念、知识脉络的打捞梳理，是清晰而系统的。谈论“喜剧”“悲剧”，可以从古希腊梳理到巴赫金；谈论“风格”，也有对罗兰·巴特“语言结构”“风格”“写作”之关系论述的精到总结。并且在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输出和“知识考古学”式的梳理归纳之间，《喜智与悲智》常常在不经意中显示出更加高远的视野及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