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拉@难以享受行走的现代人( 二 ) 中老年人|乐团|艾丽娅|手风琴

历史上确实有诸多伟大的发现都和行走息息相关，奥马拉在书里就列举了爱尔兰数学家威廉·罗恩·哈密顿构建“四元数”理论的故事。据说在都柏林的丹辛克天文台到爱尔兰皇家学会的桥上，至今仍刻着这一伟大发现的见证：“威廉·罗恩·哈密顿爵士，于1843年10月16日途经这里，灵光一闪，发现四元数乘法的基本公式。”
除了科学家，哲学家们更是在行走中思考的高手。古希腊著名的“逍遥学派”，就在名字里直接点明了和行走之间的密切关系。学界的一种说法是，人们曾经直接用Paripetetiker（边行走边讨论哲学的人）一词来形容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在那个主要靠口传表述哲学思想的年代，行走与思想的过程可谓密不可分。而对于近现代的一些知名的哲人来说，走路更是心头好：霍布斯为了方便自己在行走中思考，会在随身携带的水壶上挂一个墨水盒。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的一句名言即是“只有行走得来的思想才有价值”。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更是直接点明自己在行走中才能“分心”，并就此写下了名篇《非此即彼》。而在行走这块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可能是卢梭，翻看有关他的传记可以发现，对这位警惕现代文明的思想家来说，让身体穿行在自然之中是对崇尚自然的观念最好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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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数学家威廉·罗恩·哈密顿在城市漫步中构建了“四元数”理论，都柏林在每年10月16日都会举行“哈密顿行走”（Hamilton Walk）的活动。
以上许多有关哲学家行走的故事来自于丽贝卡·索尔尼的《走路的历史》，而这位作者也自称，自己梳理这部走路的历史时，每天都需要去旧金山的海湾边走两圈儿。索尔尼认为行走的过程与思考的过程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用现代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行动确实是认知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奥马拉也曾提及，自然行走其实也是一种“思维行走”，我们其实最常把思考的过程想象成行走的过程：从一个点出发，“走”向真理。如果观察生活中人们对于认知过程惯用的比喻：比如探索之“路”、“走”近科学，似乎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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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的历史》，丽贝卡·索尔尼著，刁筱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关于行走过程与思维过程的交织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德国学者威尔曼曾写过一本《散步——诗意的逗留》，其中他讲到一类“行走”文学的特点。这类文学诞生于现代大都市形成中，作者将自己在城市行走中看见的大量细节包含在写作里，使得叙述常常具有一种跳跃感。许多意识流的小说也有这种特点，比如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他们的写作常常和行走过程相关，同时，其运思的过程也与漫步十分类似：漫不经心、自然、无拘束，正因为行走过程的随意和即兴，这类文体也都显得难以用固定的套路去“分析”。威尔曼甚至认为这种文体充分彰显了现代社会“个人”意识的崛起。
正如博尔纳在《巴黎写照》里写的：“巴黎是一本打开的书，在它的马路上游荡就叫做阅读”。这些城市行走文学常常能帮助我们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构建对一个城市的认知，它区别于鸟瞰的视角，虽没法从整体上把握一座城市的面貌，但却容纳了城市的多样性：街道拐角处不经意间发现的小店，从特定视角看过去的屋檐造型，从巷子中一闪而过的小动物，相比于看上去千篇一律的城市俯瞰图，这些属于城市的个性魅力，只能在行走的视角下才能被收纳。
有趣的是，在数字时代，人们同样渴望用这样的“行走模式”去认知城市，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教授斯科特·麦夸尔就在《地理媒介》中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认为，类似谷歌地球这类新兴的数字技术通过摄像头海量拍摄街景，建构了一种区别于卫星影像的观看城市的方式。他也指出，相比于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这样的观看方式“体现了更少的对城市空间的征服与控制”。不过区别在于，这些街景图像并非是借由行走的人们的眼睛扫视到，而是借助机器。这些街景也不再能反映人通过行走与城市建立的亲密关系，而是随之而来的人们对机器过度侵入生活隐私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行走”在现代社会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