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大分流》：从偶然与必然中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 | 书评( 二 ) 内卷|问题|黄宗智|中国|彭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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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人虚谷作品《小桥流水图》，从中可看到在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让人比较向往的生活场景。
从《大分流》谈开去：何时“大分流”与何以“大分流”
在《大分流》出版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关于大分流的讨论从未停止。《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的五月刊刊登了4篇有关《大分流》的评论文章，包括黄宗智的书评、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回应，李中清、康文林和王丰对黄宗智的回应（彭慕兰在书中有关中国人口模式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李、康、王的研究），以及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的评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黄宗智最先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增长是发展还是内卷的讨论。
黄宗智认为，彭慕兰在书中描绘的江南过于乐观，而描绘的英格兰过于悲观。他认为书中将英格兰在18世纪及之前经历的五大革命性的发展，包括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转型和消费变革，解读为了内卷型（指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变化，而将江南在18世纪愈演愈烈的人地矛盾下产生的内卷型增长解读为了发展型变化，以此让两地在1750年前后的发展模式显得极为相近。他同时指出，书中偏重用数字衡量增长和发展，忽略了当地的真实情况。
不过自黄宗智之后，关注于农业的大分流研究却较少。马德斌与彭凯翔在他们的最新研究中指出，农业本应是大分流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但似乎在这二十年被学者们忽略了。因此，他们重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回应大分流问题，提出要将季节性纳入对中国增长形态的考量之中，尤其是考量季节性对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提出的理论所示，人口增长会提高土地耕种频率并促进劳动力使用技术的创新，使得农业呈现出“集约化”状态。与此同时，前工业时代中国经济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使得农闲时劳动力会从农业转入手工业等副业中，增加了劳动力的年工作天数，最终增加了年收入。他们的新研究无疑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内卷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
除了对江南18世纪的发展模式是内卷型还是发展型的讨论之外，学界对大分流问题研究的焦点还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大分流发生的时间以及大分流产生的原因。
《大分流》提出， 1750年前，东亚（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与西欧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相似的，而两地间的分流则发生于18世纪末期。彭慕兰后来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分流的时间大约是18世纪中期。《大分流》一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修正前人所认为的极早的分流时间，如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所认为的公元1000年，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所认为的14世纪。
近年来较为轰动的一篇文章是斯蒂芬·布劳德伯利( Stephen Broadberry)、管汉晖与李稻葵发表于《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8年第4期关于中国和欧洲长期GDP的核算研究。他们发现，中西方分流时间早于加州学派所认为的时间，但也晚于早期的欧洲学者所认为的时间。按照他们的核算， 1700年中国GDP是英国GDP的70%左右， 1750年为44% ，而到1850年，这一数值已经下降到了20% 。即使只比较江南地区和西欧发达地区， GDP间的差距也于1720年前后开始逐渐拉大。
关于大分流的成因，近二十年来学者从制度、文化、人口、技术、产业结构、贸易、国家能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总的来说，更多学者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起源时更注重其中的必然性，而非偶然性。例如，黄宗智认为英格兰之所以最先发生工业革命，如前所述的五大革命性转变是根本前提，而中国（或江南）在18世纪却一项都不具备。赵鼎新则指出彭慕兰的分析缺少对中西方制度因素的比较，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富庶地区与西欧较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是可比的，当时中国的低技术创新回报率及儒家意识形态的强势也无法使中国在19世纪前后产生任何根本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