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饰玉，展厅中还有大量礼玉、仪仗玉、殓葬玉展示，全面反映了先秦时期玉文化的精彩。此外，侯马盟书由于使用玉作为书写载体，也在这一单元展出（图2）。所谓盟书，就是当时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的约束文书。侯马盟书是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因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秦村而得名。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青铜器 帝王标志
“道生器成”单元展出了多件来自于山西博物院国宝级的青铜器。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就。传说中的夏铸九鼎，本意在于“象物”“使民知神奸”，其所用的原料来自于九牧之贡献，因此九鼎成为享有最高统治权的象征物，是帝王之德的化身。夏桀失德，鼎（王权）迁于商；商纣失德，鼎迁于周。秦始皇曾派人于泗水捞鼎而不得，其所捞之鼎为周王室传承九鼎之一。
在青铜器中，纹饰题材和装饰手法是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就纹饰所代表的内涵和意识形态而言，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了器物造型。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社会观念的迁移，青铜器器身装饰、纹饰也发生重大的变化，神秘色彩减退，理性色彩增强，先前风行的饕餮纹（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逐渐蛻变、抽象化成为窃曲纹、波纹、重环纹、垂鳞纹等，并出现了造型灵动的蛟龙纹和颇具写实气息的动物形象。
绛县横水墓地出土凤鸟纹提梁卣（图3），是一件拥有漂亮波曲纹的青铜酒器。这尊提梁卣主体部分有四层横向的纹饰带，第一层和第三层为波曲纹，其纹作叠压的两层表现，波峰内有阴刻线纹饰，并有云雷地纹相衬。第二层和第四层为极富视觉愉悦感的凤鸟纹，同样有云雷地纹相衬。凤鸟纹饰在西周早期就开始流行，至西周中晚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凤鸟纹与波曲纹组合出现，意味着旧的纹饰即将消亡和新的纹饰粉墨登场，两种纹饰并行别有生趣。
人形为生者塑像是忌讳
春秋战国是一个逐渐礼崩乐坏的年代，天子对诸侯的统摄力名存实亡。这一背景下，青铜礼器的固有特性趋于淡化，生活所用的器物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加之诸侯国、卿大夫政治势力扩张和商业发展的刺激，逐渐产生了许多适应新需求的器形，青铜器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出土铜牺立人擎盘（图4），是一件动物形象和人物相结合的日用器。器物的主体部分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铜牺，身上饰鳞纹、云纹和垂叶纹，其背上站立一女俑，双手作持物状，掌心中空。掌心握支柱，支柱可转动，其上端连接侈口平底盘，盘底部以镂空蟠虺纹装饰。这件设计巧妙、工艺精巧的器物，显然已经脱离了一般的用器范畴，而是社会等级制度和彰显持有者身份的象征物。
值得注意的是，铜牺立人擎盘中的擎人，只是作为依附于器物的一种装饰而存在，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
山西省闻喜县上郭墓地出土的刖人守囿车（图5），是一辆制作精巧的厢式六轮车。整个器物可转动的部位达15处，共有猴、虎、鸟等14个动物，形象刻画了西周贵族“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这件器物车身尾部开一小门，门扉上立一受了刖刑（断足之刑）的人，小门的门栓从刖刑者右臂腋下穿过。从左手持手杖可知此人左足受刑。历史上最有名的受刖刑者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卞和献璞玉于楚王，却以欺君之罪被施以刖刑，砍去双足，持玉泣于荆山之下，始得楚文王识宝，琢成举世闻名的和氏璧。
可以看出，擎物的女俑、受刖刑的守门人，以及其他青铜器上附属的人物形象者，都不是作为有独立人格者来塑造的，反映出先秦时为生者或有较高身份的人塑像是一件被忌讳的事情，这种观念极大限制了古代具象人物雕塑的发展，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写实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将人物雕塑作为主体内容来表达，是在佛教造像繁盛后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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