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危险的阅读：重回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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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阳/文阅读成了一种社会焦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
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介学者克雷?舍基如此赞美互联网的出现，声称这一新技术正在颠覆印刷品暗含的权威性，并批评“严肃阅读原本就是一个骗局”，此时，中国的校长、教师和家长们却在忧心忡忡地告诫各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要求他们远离手机，多看书。2021年一项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进行的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中国国民人均每天用手机的时长为100分钟，而剩下的可怜读书时间则不到玩手机时长的1/5，只有20分钟。
阅读活动真的像古代先贤们所说的那么重要吗？还是像美国媒介学者舍基所说的那样，人类根本没有必要为阅读的消亡而显得矫情和伤感。长久以来，阅读的历史几乎等同于文明的历史，东西方赋予了阅读文化同样重要而严肃的社会价值，如果说西方社会重视通过阅读去培养每一位公民的抽象思维和逻辑能力，鼓励读者保持批判性思考和怀疑精神；那么在中国社会里，耕读传家的读书人传统几乎扮演了最重要的知识接力和齐家治国功能。
21世纪初，数字技术呈现出一种泛滥无敌之势，阅读活动从启蒙时代的权威神坛跌落，很快坠入了痴迷——祛魅——衰亡的快速下滑通道，甚至有西方学者进一步预言，阅读的没落，使得人类有可能再次回到古登堡之前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时代，人类的知识活动和今天的数字媒介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同样推崇和使用参与和交流性的口语，而非印刷品时代白纸黑字所代表的不容置疑的封闭权威。
如果说阅读的未来属于中世纪，阅读人还有未来吗？一旦阅读的意义被消解，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意义、还能赋予我们的道德生活以某种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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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力量作者: [英] 弗兰克·富里迪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译者: 徐弢 / 李思凡出版时间: 2020-11
一、柏拉图式拷问：毒药还是良知？
从人类有阅读活动始，读写能力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播的重要使命，更有塑造人们良知的奇妙功能。在苏格拉底生活的古雅典时代，读书像古代中国一样被视为一种高尚而稀缺的职业，苏格拉底认为，书面文本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东西：一旦书中提出的问题没有被呈现在一个具有智慧的人面前，阅读的危机就出现了。
在苏格拉底看来，当时的雅典只有为数不多的值得信赖的公民才有资格去从事诸如追求真理这样艰难的事业，在这条崎岖小径上，通过阅读书面文字获得真理，并不可靠。一方面，文字书籍流转到了大众那里，如果无法被“正确理解”，阅读行为就只能引发偏见在更大范围扩散，进而助长那些浅薄之徒“言过其实的和愚蠢的骄傲”；另一方面，真理事业太过艰苦，知识“不是某种可以像其他科学一样被写成文字的东西”，只有“在经过那些共同探究它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长期对话之后”，真正的知识才能觅得通向灵魂的道路。
换言之，苏格拉底对于阅读文化的满腹狐疑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于口传文化的过于迷恋。在他看来，人类的阅读并非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封闭的文字系统缺少口语文化的纯粹性、开放性和灵动活力。正是从这一交流的悖论出发，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向所有的读者发出了第一次健康提醒，他使用希腊文中的“药物”（pharmakon）一词来譬喻阅读和写作，暗示基于书面文本的阅读行为，存在着一种隐秘不彰的天然悖论——它既可能成为一剂良方，也可能变成一味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