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危险的阅读：重回中世纪？( 三 )

阅读有何意义？阅读为什么存在一种所谓的“严肃阅读”和“快乐阅读”？两者的差别何在？如果说在文本的封闭空间里，一直隐藏着福柯所说的那种让人盎惑又充满操控的“权力关系”和具有强大遮蔽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又如何让读者“正确地阅读”、小心地避免被种种洗脑和控制、从而“合理地行动”呢？
自柏拉图和孔子之后，人们的阅读行为始终为上述问题所困扰，阅读在成为一个社会“难题”的同时，围绕阅读意义展开的纷扰争论和种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在统治者、知识分子和文盲阶层中间都聚拢曾一种令人不安的、甚至带有极度危险性的恐怖阴影。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阅读意味着是打开真理之门的首要路径。苏格拉底时代，先知们视阅读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智慧方式；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教徒们赞美阅读是品行高洁和探索真理的媒介；启蒙时期，“合格的读者”成为推动社会走向进步和理性、唤醒个人主义、建设活跃的有德性的公共生活的主导力量；18世纪以降，“热爱阅读”成为每个普通人的理想生活，阅读自身被发现具有某种“自身的内在价值”和每个公民实现自我完善的首要手段，读写能力也成为市民们一种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西方社会在尊崇阅读的同时，发现阅读行为在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方面扮演了某种独一无二的功能角色，由此也埋下了焦虑的种子。不仅仅是柏拉图和孔子这样的伟大贤者在阅读价值这一问题上困惑良多，表现出种种严重的内在冲突、矛盾和隐忧，这种焦虑感一路沿袭下来，折磨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直到两年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读写能力的独特性、对于印刷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和权威性，依旧充满了各种不安和质疑。
以18世纪初期的英国为例，16世纪的古登堡技术所代言的印刷文化，像人类进入新媒介时代的一条“璀璨星河”（麦克卢汉的华美比喻），在两百年后引发了又一波“媒介大爆炸”，其猛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数字媒介转型。以英国报业为例，1712年到1757年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报纸发行量增长了八倍，邻近的法国也是如此，1789到1799年的十年里，巴黎出版发行的新报纸居然超过了两千种！
印刷品繁盛带来的新一轮媒介革命，直接催生了一种只属于中产阶级的公共舆论，一个有着相对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一种被称为“理性时代”、“进步时代”的文化洪流或者说“时代精神”（黑格尔发明了这一用语）。这一时期，阅读症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阅读分层”的出现——通俗文学代表的故事书、廉价小说、和低俗报纸，连同为法国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的狄德罗、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高级作品”，同时塞满了中产阶级的书柜橱窗。在英国这个“阅读之国”里，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商人、手艺人、妇女，到城市公务员和普通劳工，无疑不在热衷阅读，“现在，所有的英国人都成了读者，”一位历史学者如此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阅读文化的无限推崇和对于“阅读规范”的无边焦虑也是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这种焦虑到了统治者，很容易被无限放大，言论市场马上变成一个用生命献血祭奠的场所。在这一绵延数千年不绝的通过阅读和经典文本“检验”、以进行社会教化和驯服的科举传统中，儒家经典被赋予了唯一正确的。类似宗教般的神圣性,这时，如何正确地阅读，阅读的意义、以及解释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就成了一个关系到个人生命乃至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今古文之争、汉儒和宋儒之争、独尊儒学和废弃儒学之争，中国历史上围绕儒家经典的阅读及其阐释，最后都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结束，其中的纷扰争辩，只能以人头落地来终结。在被称为“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性的封闭文本中，这种文本的封闭性和解释的唯一合法性以及最高权力的神圣性三者之间如唇齿相依，被紧紧捆绑在一起，从秦始皇的活埋焚尸，天才写作者和阅读者苏轼差点丢掉性命的乌台诗案，再到雍正《大义觉迷录》里湖南秀才曾静等知识才俊的不眠冤魂，面对每一次试图冲破权力和文本相互交织的思想罗网的社会力量之冲动，统治者从来都是用带血的刀刃来划分“正确阅读”和“合格读者”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