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胡成：古道上被湮没的西北往事，因文字让瞬间成为永恒( 二 ) |西北|陇关道|西兰公路|萧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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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走陇关道的路线图。
但在静宁，我目前找到的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人却很少，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还是以《陇关道》为例，我在固关遇到的那位李老汉，还有在临洮遇到的陈登强，都不是我刻意寻找的，是我在无意中接触到的。我到一个地方至少会接触到十几或者二十几个人，他们来自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但我总会从中发现一两个很有特点，能代表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并非是我刻意寻找的，而是我在旅行探访的过程中“跳”出来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故事，会让我觉得写他们就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02
作为旁观者与书写者，
我既记录现实，也记录历史
新京报：你希望自己在旅行之中处于抽离的状态，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不去“打扰”到当地的日常生活，希望通过一种偶然、偶遇，造成一种更强、更真实的戏剧性。但我在读你的《陇关道》时发现，你为了去一个县里的博物馆抄廊下的古碑，必然要去打扰馆长，哪怕是被狼狗狂吠，你也要去看这块碑。所以，这种为了获得某些资料的“打扰” ，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尤其考史之旅这种目的性很强的写作更是难免。但这种情况下，你的介入必然是违背自然原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势必难免的“打扰”？
胡成：啊，你说的这事发生在扶风，这件事请容我“自辩”一下。我所说的不打扰的状态，类似于一个村庄或城市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一种以人为主的场景和生活状态，打扰会破坏现实的时空连贯性。在考史行记里，我不光记录现实里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还要去访古，踏访碑刻和古迹——它们相对于现实“活的日常” ，是一些历史的“死物件” 。我去找它，并不是去打扰它。
比如，我看了一块碑，这块碑被我看过之后还是在那里，不会因为我去看它而发生任何改变。生活的场景会因为我的刻意介入而发生改变，从而变得太具有目的性、太不自然了。但碑刻、古迹的状态不会因我的介入而改变，就像历史本身。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不会因为我现在的行为而改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方法需要以不同方式来处理。但作为旁观者与书写者，我既记录现实，也记录历史。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地点，也就是同一空间里。因此，在我书写历史时，我希望历史与现实之间能交织在一起，这也是历史行记的特点和意义。
03
人物凋零，
口述历史的黄金时代也消逝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你关注的是西北的晚近史，所以人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们的口述和个人经历就成为了这个地方一个时代的缩影。但这样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缩影的人，太具有典型性，应该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你是否有“诀窍” ，可以“锁定”这些人呢？毕竟对许多人来说，即使他们遇到一个有故事的人，也未必能认得出来。当然，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他们，你又是如何与他们产生联系，让他们愿意为你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胡成：其实与人交流并不总是很畅通的，会有许多禁忌，你就算再注意也可能不小心触碰到。譬如在定西，因为土地贫瘠，生活还是很苦的，但对当地来说，苦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点，在与当地人交流过程中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点。这对交流和书写就是一种阻碍。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很难找到见证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人。比如我在静宁时，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先生，他的父辈就曾参与建造了西兰公路，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