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胡成:古道上被湮没的西北往事,因文字让瞬间成为永恒(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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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走陇关道的路线图 。
但在静宁 , 我目前找到的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人却很少 , 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 。 还是以《陇关道》为例 , 我在固关遇到的那位李老汉 , 还有在临洮遇到的陈登强 , 都不是我刻意寻找的 , 是我在无意中接触到的 。 我到一个地方至少会接触到十几或者二十几个人 , 他们来自五行八作、三教九流 。 但我总会从中发现一两个很有特点 , 能代表一个地方的人 。 他们并非是我刻意寻找的 , 而是我在旅行探访的过程中“跳”出来的 。 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故事 , 会让我觉得写他们就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
02
作为旁观者与书写者 ,
我既记录现实 , 也记录历史
新京报:你希望自己在旅行之中处于抽离的状态 , 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 , 不去“打扰”到当地的日常生活 , 希望通过一种偶然、偶遇 , 造成一种更强、更真实的戏剧性 。 但我在读你的《陇关道》时发现 , 你为了去一个县里的博物馆抄廊下的古碑 , 必然要去打扰馆长 , 哪怕是被狼狗狂吠 , 你也要去看这块碑 。 所以 , 这种为了获得某些资料的“打扰” , 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 尤其考史之旅这种目的性很强的写作更是难免 。 但这种情况下 , 你的介入必然是违背自然原则的 。 所以我想知道 , 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势必难免的“打扰”?
胡成:啊 , 你说的这事发生在扶风 , 这件事请容我“自辩”一下 。 我所说的不打扰的状态 , 类似于一个村庄或城市的日常生活状态 , 是一种以人为主的场景和生活状态 , 打扰会破坏现实的时空连贯性 。 在考史行记里 , 我不光记录现实里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 我还要去访古 , 踏访碑刻和古迹——它们相对于现实“活的日常” , 是一些历史的“死物件” 。 我去找它 , 并不是去打扰它 。
比如 , 我看了一块碑 , 这块碑被我看过之后还是在那里 , 不会因为我去看它而发生任何改变 。 生活的场景会因为我的刻意介入而发生改变 , 从而变得太具有目的性、太不自然了 。 但碑刻、古迹的状态不会因我的介入而改变 , 就像历史本身 。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 , 不会因为我现在的行为而改变 。
所以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方法需要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 但作为旁观者与书写者 , 我既记录现实 , 也记录历史 。 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地点 , 也就是同一空间里 。 因此 , 在我书写历史时 , 我希望历史与现实之间能交织在一起 , 这也是历史行记的特点和意义 。
03
人物凋零 ,
口述历史的黄金时代也消逝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你关注的是西北的晚近史 , 所以人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 他们的口述和个人经历就成为了这个地方一个时代的缩影 。 但这样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缩影的人 , 太具有典型性 , 应该是可遇不可求的 , 那么你是否有“诀窍” , 可以“锁定”这些人呢?毕竟对许多人来说 , 即使他们遇到一个有故事的人 , 也未必能认得出来 。 当然 , 更重要的是 , 遇到了他们 , 你又是如何与他们产生联系 , 让他们愿意为你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胡成:其实与人交流并不总是很畅通的 , 会有许多禁忌 , 你就算再注意也可能不小心触碰到 。 譬如在定西 , 因为土地贫瘠 , 生活还是很苦的 , 但对当地来说 , 苦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点 , 在与当地人交流过程中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点 。 这对交流和书写就是一种阻碍 。 从另一方面来讲 , 也很难找到见证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人 。 比如我在静宁时 ,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先生 , 他的父辈就曾参与建造了西兰公路 , 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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