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扬：文明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 二 ) 问题|中国|文扬|运动|理论|文明

费尔南·布罗代尔给文明一词下的定义之一是：“经过一系列经济、一系列社会，仍坚持生存下来，同时几乎只是一点一滴地才改变方向者，就是文明。 ”即是说，经济和社会都是一个接着一个频繁变迁的，国家和民族也都会在兼并融合过程中消失，只有文明，才是一种持久和稳定的存在。
这就意味着，应用文明理论解释世界的重大变局，与其说是一种另类，一种区别于以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关系常规研究路径的非常规研究路径，毋宁说是一种每当世界局势发生巨变、当时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用时，就会再次召唤人们重新关注的一种更为普遍化的研究路径，一种以持久和稳定的文明势力范围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路径。
在我看来，当前这个以中国快速崛起、美西方快速衰落、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快速重组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局势，又是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巨变。伴随着当前现实的急剧改变，那些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论正在成批地被淘汰；于是，与30年前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应运而生的情况类似，新一轮的文明理论研究又要复兴了。
我在三年前开始发表关于文明问题的系列文章，实际上也是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发表文章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过时了，现在到了用“共同发展”与“全球性的正义”来代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明白文明问题的含义，也没有读懂文明理论在关注什么，而且犯了用“应然”代替“实然”的错误。可以说，由于人类历史异常复杂和厚重，文明理论将处于永无止境的上下求索过程中，并不存在过时不过时的问题。
观察者网：在《文明的逻辑》这本新书中，您开篇便提出了“文明问题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这个命题，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该命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提出该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文扬：首先要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即当今世界到底存在几个可以分辨的文明？或者说整个世界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文明的势力范围？亨廷顿在他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时，提出了一个说法，叫“七八个主要文明”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研究，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共出现过21个文明。第一代的文明社会有六个，即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古代中国社会。以第一代中断的文明为母体，先后出现了赫梯、叙利亚、巴比伦、希腊、伊朗、阿拉伯、印度、尤卡坦、墨西哥等十几个第二代文明。以第二代中断的文明为母体，又先后形成了五个第三代文明，即现存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所以，如果汤因比仍然在世，他不会说“七八个主要文明” ，只会坚定地认为只有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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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汤因比（资料图）
按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的划分，存世的文明也是五个。他在1961年《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中认为，历史上大的文明先后出现过16个：在西方，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大文明，这一点与汤因比的观点一样；但是在东方，他认为从华夏文明中产生出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他没有将印度文明视为一个单独的文明。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马修·梅尔科（Matthew Melko）也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单独的文明，而不认为东正教文明是一个单独的文明；他在1969年的《文明的本质》一书中总共列举了12种文明，其中有7种是已消失的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五种延续至今，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