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岑参的诗与人生( 二 ) 中国经济|伟书杰|首席执行官

大诗人王维也在嵩山隐居过，写下了大量诗篇，如《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岑参选择在嵩山安家，究竟是生活所迫，还是也想踏上终南捷径，抑或真的试图修道，已不可考。从他这一阶段留下的诗作来看，他表达的更多是修道的想法。他甚至还发誓自己要坚定道心，“况本无宦情，誓将依道风”（《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不过，这时的少年岑参，已经初现豪迈之气，比如“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古诗是含蓄的，人类的心境和情绪是复杂的。或许，岑参的心中既有孤独寂寥又有清高自赏，还有自命不凡的期许。在山中岁月里，他发奋读书练习写文章，与山里面的士人、僧侣结交，诗中也偶然吐露心绪。比如在一首长诗的末尾，他写下：“尚平今何在，此意谁与论？伫立云去尽，苍苍月开园。”（《缑山西峰草堂作》）一个少年能够感受到这种极致孤独，进而体悟到人类与自然的交融与迷离，是难能可贵的。
三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岑参二十岁，终于走出嵩山，奔着不远处的洛阳城走去，只为“献书阙下”。
献书阙下，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的文章著作献给皇帝，这是唐代士人常有的行径。如果隐居是博取声名的“文火”，需要长达数年的积累，那么献书则是冒险一击的“武火”，需要孤注一掷的果敢。
开风气之先者，竟是则天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的春天，武则天下令“铸铜为匦”，匦就是箱子，从此开启了唐朝的投匦制度。四个大铜箱立于帝都，分别被命名为“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其中那个名叫“延恩”的铜箱，专门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资治通鉴》）。对于投匦之人，没有身份限制，即使是布衣，也可径赴长安，写书投之，也被称为“献书阙下”。
这就是大唐，从来不讳言求官。对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是孔夫子留下的光荣传统。人类的所有才华都是不应该被淹没的。做官是士人合理的欲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究是要靠做官，才能不负平生所学。
中唐时期，韩愈曾劝说一位穷困潦倒的朋友献书阙下：“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赠唐衢》）他把朋友比作老虎和牛，这两种动物都是善于搏斗的。
“献书阙下”就是一场搏斗。
岑参为什么选择了出山搏斗？
他似乎没有在诗作和文章中坦白自己的心迹，只是在《感旧赋》中开头追忆道：“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尝自谓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
开篇四个字“参，相门子”，或许就是他为何选择出山搏斗的答案吧。“一门三相”的家族荣耀历史，让他背负了天然的心理压力。他从5岁便开始读书，读了整整15年，在辗转漂泊的旅途中，在寂寥幽深的高山中，忍受了常人难以忍耐的孤独。岑参从钟鸣鼎食的宰相之家，坠入罪臣亲属之家，是从山峰之巅坠落到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讲，幼年和少年的岑参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的身上背负着复兴家族的艰巨使命。
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早在南北朝《颜氏家训》里便已被要求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为人生目的。岑参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人，隐居在深山老林里，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他的骨子里还是想要挣脱这个牢笼。

嵩山&男儿称意得如此 骏马长鸣北风起——岑参的诗与人生(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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