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小曲|文史｜我对榆林小曲的记忆( 三 ) |王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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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小曲演奏场景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中国的各类口传音乐中，有的持续不断地绵延了三千余年，如古琴；有的在民间传唱了近一千年，如鼓子词；有的在舞台上搬演了四百余年，如昆曲。就是仅传于一城的榆林小曲，以最可靠的资料计算，也有150年以上传承史。面对这些传统音乐瑰宝，人们一定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它们是如何保留到今天的？为什么很多民间音乐消失了？它们却能够顽强地绵延至今？我想，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因为它们在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传人的呵护下，以“口耳相习”的自然传承方式将三千年前、一千年前、四百年前、一百五十年前的音乐保存、传承至今。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奇迹，也是民间口传文化的奇迹。
以榆林小曲而言， 1950年代的繁盛是因为那一代乐人通过口传，从上一辈那里完整地接受了小曲音乐；而它所以能在1980年代以后艰难缓慢地恢复、壮大，又是因吴春兰、胡英杰、王青、李天民等将自己用口头从上辈传人那里习得的技艺运用于小曲的唱奏之中。尽管， “文革”的灾难逞凶于一时，让包括小曲在内的传统音乐“销声”近二十载，但口头传承所种下的火种却难以泯灭。有鉴于此，我个人的意见是，只要我们能够创造出“自然传承”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让“小曲”一类的传统音乐仍然处于“口头传承”的良性状态中，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就有了希望。
三
关于传统音乐的整理研究，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作出的业绩是举世公认的。但其中存在的缺憾和问题也是明显的。限于篇幅，这里不想详论。仅想就榆林小曲的整理研究工作，发表一点个人意见。
小曲整理研究碰到的第一个学术问题就是它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定位。长久以来，关于它的来源、传播渠道曾有多种说法。如清康熙年间谭吉璁从江浙带来的“韶音”说，清同治年间左宗棠部湘军前锋刘松带来的“湘楚乐”说等。从年代来看，两说相差近二百年，从地域而言，江浙与湘楚也存在颇大的差异。但考虑到明清两朝东南文化因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影响而广泛向西北部传播输入的历史状况，我觉得两说均可成立，并恰恰说明小曲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传播渠道吸收了不同地方音乐成分后逐渐形成的，体现了某种多源性。也正是因这个原由，榆林小曲的基本曲目、伴奏乐器、音乐风格等，与陕北高原的乡土音乐如信天游、二人台、道情、说书调、秧歌调等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反而与江浙、湘楚小调有诸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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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于陕北民歌博物馆内的榆林小曲演奏乐器与书籍
说到此，我想对于小曲源流的研究提一个小建议，即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搜寻文献史料，以确证它形成的年代和源流。但也可以从更开阔的思路，对小曲的文化属性及其定位作宏观把握。众所周知，明清两朝是我国城镇经济走向空前繁荣的时代。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市民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受此影响，所谓市井小调、俚曲、时调一时遍传天下。后人将其统称为“明清俗曲” 。它的代表性文学辑本，就是我们熟知的《山歌》《挂枝儿》（明人冯梦龙编述）、《霓裳续谱》（清颜自德、王廷绍编述）、《白雪遗音》（清华广生编述）等，它们堪称中国民歌文学的巅峰之作。而与之相配的，就是数以千计的各地“俗曲曲牌” 。据近人李嘉瑞编《北平俗曲略》、刘复、李嘉瑞编《中国俗曲总目稿》初步统计，仅使用于大鼓、弹词、琴书、牌子曲、时调小曲、秧歌、花鼓、落子等诸类曲艺、歌舞、民歌的牌子曲，总数就达三千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