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年|专访陈建华:跨越传统碑石的天才( 三 )


您能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吗?
陈建华:也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杂性 , 当俄国文学名著在本世纪初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来时 , 唯独他的作品姗姗来迟 。 直到1920年 , 《民国日报》上才首次刊登了乔辛煐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贼》(即《诚实的小偷》) 。 五四时期还译出了:《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穷人》、《主妇》(即《女房东》) , 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的片段 。 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评论也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 。 铁樵的译作《冷眼》附有“采访人员志” , 称他的作品“人道主义的色彩最鲜明;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 , 多是堕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 , 更是他的特长” 。 这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 。 更早的还有周作人的一篇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 , 刊载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 。 此后 , 耿济之、郑振铎、沈雁冰和鲁迅等均有文章评述 , 如鲁迅认为 , 陀思妥夫斯基“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 , 只要以语言 , 声音 , 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 便是面目和身体也都表示着 。 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 , 所以一读那作品 , 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
陈建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年|专访陈建华:跨越传统碑石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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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助夫兄弟》
五四以后 , 中国出现过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两个高潮 。 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 他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越来越多地译成中文 , 其中包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和《卡拉马助夫兄弟》等 。 随着译介量的增加 , 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 。 第二次译介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 经过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排斥和隔膜以后 ,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进入中国 , 并受到译者和读者的偏爱 , 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位作家的价值 。 此时 , 他的作品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两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 这两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 。 同时 , 译作基本上都根据俄文原版译出 , 水准大有提高 , 风格也开始多样 。 这一时期 , 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 研究的面大大拓宽 , 陀氏研究超越了文学的领域 , 进入宗教哲学和一般文化领域 , 吸引了一些本来并不研究文学、亦非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人的目光 。 这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在探索人生真谛时所表现出的深邃的思想和在艺术创新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 赢得了新时期中国读者 , 包括许多作家的由衷的敬仰 , 他的某些艺术手段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留下了印记 。
您能够谈谈新世纪以来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情况吗?
陈建华:首先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 , 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燊先生主编的二十二卷大型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1)的出版 。 这部全集融入了中国陀氏研究者的大量研究成果 , 不仅收录内容全面 , 而且长达六万字的总序、严谨且详尽的注释和题解使《全集》的学术含量大大增加 。
进入二十一世纪 , 一批基础扎实的学者开始走向收获期 , 一批理论思维活跃的年轻学者开始成为研究的主力军 ,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的成果成爆发式增长 。 出版的专著就有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2002)、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2006)、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2007)、杨芳《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2007)、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2003)、田全金在《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2010)、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2010)、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2011)、郭小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赎思想——兼论与中国文化思维的比较》(2012)、张变革的《精神重生的话语体系》(2013)、田全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2014)、陈思红的《论艺术家-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2015)、侯朝阳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罪与救赎思想》(2015)等 。 此外 , 还有张变革编的《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2012)和《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2014)、万海松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文集》(2019)等 。 这些著作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 如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阐述了陀氏作品中对恶的追问与欧洲历史上神正论的关系 , 从基督教文化语境论述了陀氏的“历时性”诗学 , 并借助于对陀氏宗教修辞的分析来说明俄国宗教文化语境对陀氏诗学本质的构成性制约 。 有些著作尽管不属专题的陀氏研究 , 但其中也有有分量的相关研究 。 譬如耿海英的专著《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中第二章“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遭遇”就是一例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时期出现了几十种相关译著 , 如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波诺马廖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罗伯特·伯德的《文学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约瑟夫·弗兰克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 颇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