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一位思想的艺术家( 二 ) 普希金|俄罗斯文学|卡拉马佐夫

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讲的就是他被捕后的情况。戴大洪认为，被捕后流放服苦役，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戴大洪认为，这打破了他最初在文化和出身的傲慢以及俄国民众的疏离感。他的思想转变体现在了《作家日记》里提到农夫马列伊的故事，这是一个促使他思想转变的线索。
到了第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读者可以了解到只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了解不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穷人》《白夜》《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多少可以了解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创作，你可以由作品观照这个人。但到这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重返内地，他第一任妻子和哥哥去世，他因为办《时世》杂志负债累累，到他再婚。这一卷分析作品的内容少，只分析了《被侮辱与损害的人》，还有在第二卷中已经不断谈到的《死屋手记》。后面还谈到《地下室手记》，这可以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所有创作的宣言。但是第三卷对了解他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帮助，为他后来创作的飞跃埋下伏笔。”戴大洪介绍说。
到了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面对危机，他只能依靠写作为生。有个出版商给他设了个圈套，约他写一部这篇小说，如果他不能按时交稿，就可以在九年的时间内发表他的作品不付给他任何报酬，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当时《罪与罚》《赌徒》面临交稿，他无法按时写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找来了速记员帮忙，由此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太太。他虽然因此渡过了《赌徒》直接带来的难关，但财务状况没有丝毫解决，因为他的亲戚们上门要钱，分走了他的大部分稿费。在财务困难的情况下，他和太太在国外躲了四年的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文学创作却迎来到了高潮。
在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的地位改善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渐趋成熟。他依然跟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这一脉激进派藕断丝连，他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少年》发表在民粹派的刊物《祖国纪事》上。他希望跟民粹派达成某种和解，尽量继续引导民粹派人士，然而他失望了。在“走向人民”运动失败以后，他对激进派不再有任何幻想。《少年》之后他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的集大成之作。
说到这里，戴大洪翻开书，朗读了约瑟夫·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初的一段话：“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戴大洪认为，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像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可读者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最后，就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也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广度并不亚于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