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一位思想的艺术家( 四 ) 普希金|俄罗斯文学|卡拉马佐夫

当时的陀学研讨会在同一张桌子的两边还能坐着立场截然不同的人。一边是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宗教哲学家在大谈陀氏的启示意义，另一边坐的是卢那察尔斯基，苏俄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说着新政权应如何批判性地接受陀氏的遗产。不过好景不长，宗教哲学家们一年后差不多都被送上“哲学船”驱逐出境了。但也有一些学者没有出席这场研讨会，比如形式主义文论最重要的传人巴赫金，当时他已在酝酿自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稿。几乎要到半个世纪后，历经无数磨难，他的论著才会被人重新发现，彻底改变了陀学研究的格局。
官方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包装成一个书写“被侮辱与伤害者”的革命受难者，而对于他们不喜欢的部分，则要么变形一番塞进官方体系，要么进行严厉批判。二三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著作尽管为数不多，但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许多后来成为经典的研究著作外，陀氏手稿、书信的整理也在进行。193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最不受当局欢迎的《群魔》。此事在主流媒体上引起大争论，最后已出版的书被收回。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多只是个“不方便”的人物，现在他开始变得“危险”了。
二战后苏联的文化管控一度有所松弛，但1946年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的批判，在文化界引起非常大的连锁反应，1947、1948年，多利宁和吉尔伯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受到批判，结果从1949年起一直到1956年，持续七年时间苏联没有发表、出版过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或专著。
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几周，苏联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当年官方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以巨大的印数发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卷文集。这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苏联得到了部分平反，作为一个文化史现象，它与赫鲁晓夫的解冻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19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苏联在官方层面上举办了非常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尽管仍免不了按照官方立场重塑一个苏维埃作家形象，但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可以在这一年划一道分界线，“后71年代”陀学研究著作的数量开始井喷，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1971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现代陀学”奠基性巨著3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开始由苏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着手编纂出版（从1972年出版第一卷，历时十八年，到到1990年才出齐）。这套全集的编者都是顶尖学者，比如主编弗里德兰德尔，中文世界翻译过两本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学》，但其实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主持了这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许多顶尖陀学家都放弃了个人功名，全身心扑在了《全集》的校勘和注释编写工作上。
糜绪洋指出，弗兰克的传记写作的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第五卷出版于2002年。若读者仔细阅读，会发现他前几卷还得自己做很多细节考据工作。而到后两卷，这些事情省了大半，因为30卷全集的编纂者都帮他做完了，他只需直接引用他们的成果即可，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上。可以说，他是从巨人的腰上逐渐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稿，中文世界基本尚未翻译过。弗兰克的传记里面引用、论述了不少，这可能是目前在中文世界能读到最多陀氏手稿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