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还谈“深入生活”，过时了吗( 二 ) 文学|阅历|王夫之|中国|创作

“改革文学”大潮兴起，激发了作家深入生活的热情，许多作家积极投身到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的大潮之中，争当排头兵和弄潮儿，用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也用他们参与改革的经验，反映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讴歌改革者形象，书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没有作家对生活的投入和热情，也就没有“改革文学”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改革文学”大潮之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学习西方现代派和进行先锋文学实验的时期。部分作家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也放弃了深入生活的努力，转而热衷于学习、实验从西方引进的各种观念、方法和技巧。这对当时的文学变革和创新追求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最终因为流于观念演绎和迷恋“炫技”而难以为继。尽管“新写实”创作对此前的极端追求进行了一点“修正” ，但挡不住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一段时间的文学即陷入迷失，深入生活暂付阙如。
新世纪以来，文学秩序得以重整，深入生活的呼声渐高，但由于作家队伍的更新换代， 20世纪80年代比较活跃的作家，这期间的创作多处于“转向”“回归”或反刍、保温的状态，无深入生活的迫切需求。新进作家则从观念到实践都对深入生活比较陌生。这样就使得当下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因疏离生活而产生的问题。现在到了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2.作家生活库藏的陈旧和匮乏、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和类型化：文学疏离生活的三大表现
曾经有论者说，某些反映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家，其笔下的农村实际上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以这样的农村生活积累，却要反映当下农村的新气象、新状态，塑造新时代的农村新人形象，无疑是南辕北辙。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旧生活写新时态” ，或者说，是以旧的生活形式反映新时代和生活的新状态。这种现象，在其他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也不乏见，说明某些作家的生活积累确实是到了该充电的时候了。
文学不是新闻报道，不必刻意讲究创作素材和作品题材的时效性。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客观地陈述一些生活事件，而是作为人物创造的环境，对人物成长和人物性格的形成起催生、孕育作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在文学作品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环绕”作品的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依据。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环境“不是那样典型” ，就是因为这部作品写的是19世纪80年代伦敦东区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遭遇，但作者对伦敦东区的环境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描写，还停留在19世纪初期。这就使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行为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主人公生活的那个历史年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40多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广阔而深刻变化，也应该像恩格斯所说的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样，在文学描写中， “占有自己的地位” 。无视这种变化，不愿意去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藏，一味地满足于陈旧的乡村印象，不可能对当今农村的现实关系作出真实而深刻的艺术描写。
作家生活库藏的陈旧和匮乏，也导致了文学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这类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有一个现成的理念或概念，而后再照这个理念演绎出一套情节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进行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过文学“寻根”和现代派实验之后，作家处理生活素材和提炼文学题材的方式，开始转向文化视角，中西方各派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成为某些作家争相图解演绎的对象。近期，因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以关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问题为中心的西方某些社会学派的理论，又被一些作家奉为圭臬，成为他们反映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主要模式。结果，在最近一个时期某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就不难看到，凡写社会问题必归于存在的荒谬，凡写人生遭际必堕入终极的困境，凡写城市化进程必表现乡村的凋敝和溃败，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