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还谈“深入生活”，过时了吗( 四 ) 文学|阅历|王夫之|中国|创作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是依靠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这是个常识问题。但同样有一个常识问题是，文学创作需要理性之光的烛照，即理性意识的指引和主导。这种理性之光，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而是基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思考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能够深刻反映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作品，都不是误打误撞的结果，而是包含着作者对时代社会生活深刻的理性思考，并在这种理性之光的烛照下完成的。
以现代文学为例，没有鲁迅对封建社会和“国民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就不可能有《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问世。同样，没有茅盾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和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也不可能写出《子夜》这部史诗性作品。在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理性之光的闪耀，都可以看到作家的理性在创作中所发生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理性引导不是“主题先行” ，与那种演绎模式、图解概念的创作有本质的区别。模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正是某些作家意识到创作需要理性引导，自己却不愿意或不善于运用理性思考的结果。理性思考是文学创作所应有的主体意识，是自觉的文学创造活动的表现。缺乏理性引导的创作，则是盲目的，没有灵魂的，是一种为写而写的机械的写作活动。当今一些中国作家也许不缺少深入生活的热情，却缺少这种从生活中获取理性认识的自觉。曾经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文学并不缺少生活，而是缺少思想，并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今天的作家在丰富和更新生活库藏，熟悉和了解生活新变化的同时，应该把深入生活的重心调整到思考生活上来。只有对熟悉的生活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才能真正深刻地反映和阐释这个处在伟大变革进程中的新时代。
4.现代资讯只能充当作家的“线人” ，或给作家“报料” ，真正的创作还需要仰仗作家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身历心受，力践躬行
与中国古典文学所处的农耕时代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全球工业化的时代。经过一个工业化的过程之后，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资讯发达，给作家了解社会熟悉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同时也在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造成了很大影响，导致有些作家只满足于依靠各种媒体和自媒体，尤其是网络信息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种依靠媒体信息写作的“资讯写作”现象。如何正确对待各种现代资讯，在充分利用现代资讯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又摆脱对它的依赖，是今天的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4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曾经批评过一种“客里空现象” 。 “客里空”是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人物，身份是前线特派采访人员。这位采访人员写的报道很多，在读者中很有名气。但他的报道不是建立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而是抓住一条新闻线索，便捕风捉影、随意编造。当他得知前线总指挥的儿子壮烈牺牲后，不经过采访，就坐在指挥部里编好了烈士牺牲前的豪言壮语和烈士父亲说的话，还伴随有许多“我看见”“我听见”的细节描写。有人问他，在电话里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这位采访人员说，要是只写自己看见的，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也就出不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