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到常熟去”：苏童及其小说的一种解读( 三 ) |木壳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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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在讲述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时，苏童用了这样的语言：“但我投向现实的目光不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我转了身，但转了９０度，虚着眼睛描写那个现实。我好像不甘心用纯粹的、完全现实的笔法去写一部长篇。 ”
苏童对于宗教的态度同样也是我感兴趣的。在“中国作家缺少信仰”成为一种时髦公论的时候，苏童的坦然有着另外一种别样的意味。
“我从来不认为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有对立的关系。就像人有左手和右手，有时候用右手，有时候用左手。但搬真正重的东西时左手右手要一起上。学会调和这两样东西，是人生的一门大功课。 ”
这种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于宗教的态度，它们所产生的对于苏童小说文本的直接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在苏童的小说里，很少会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判断或者对抗。在很多时候，苏童的姿态是不确定的。他不是简单的批判社会现实的“斗士” ，时尚是红色，那么我就批判红色。苏童不是这样。但他当然也不是因为时尚是红色的，那我就高声赞美红色。苏童的写作姿态不是简单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他不是“刺猬” ，倒更接近文化界流行的“狐狸”之说。
这就有点像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极为中肯地指出的：“政治和艺术是无法共存的，因为前者为了证明，必须偏执一边。 ”
然而，在苏童不很确定的姿态中，却还有着一个极其重要、并且非常确定的底色，那就是一种同样源于天性的善良与温暖。
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说善良。也让我们来说说温暖。这两个在现在的文学中已经变得非常珍稀的词语。
在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里，或许有人会认为苏童的姿态是有着中庸之嫌的。但我从来都不觉得苏童是中庸、羞涩或者尴尬的。在我看来，那其实是一种善良以及企图温暖的善意。
这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斗士。这个世界上的力量，也并不仅仅只有用斗争来表达的力量。
苏童不是斗士，这不是苏童的错。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时代甚至已经浮躁、冷漠到完全无法片刻安静下来，稍稍地俯身聆听，听一听仍然流淌在这个世界里的细微的声音。或许这已经是以前的事了，是有着优美心灵与舒缓心境的中国古人的事情了。
有一次，听几个朋友讲到一个话题，大致的意思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当代小说中抒情性成份的减弱甚至消失。 ”话没听完全，但我还是延伸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会愤怒，这也是时下一个时髦的论题。中国人学会真正的愤怒确实很难，但中国人学会真正的优雅其实也很难。或许还要更难。
苏童本来就不是斗士，我觉得苏童现在要做的，是找到一棵桃树得以生长的更好的方式，而绝不是如何成为一棵梨树。
然而苏童的尴尬恰恰在于，有时他善良到企图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的善良。或许，苏童更应该像他在一篇文章里教唆一些年轻而勇敢的朋友那样：“当有人对你说我对你很失望时，你可以这样回答他——我对你的失望很失望。 ”
为了保护自己的善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苏童应该拿出足够的冷酷与凶狠。
当然了，冷酷和凶狠这两个词，离开苏童的天性实在是差之甚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苏童的小说确实在变。对于这种变化，有论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一个艺术家与自己的天性做斗争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