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中国的“村”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二 ) c919|讲坛|沈辛成|全新子|首飞

部分学者认为，村来源于“聚”，这种推断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村都起源于“聚”，但是至少其中大部分村都来源于“聚”。在汉代文献中，虽然没有“村”字，但是有大量的“聚”。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聚”被解释为“会”，“邑落曰聚”。清代的段玉裁又进一步解释为：“邑落，谓邑中村落。”这体现了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聚”与“村”的关系的通识性认知。
“聚”还通常与“落”连用，从它的实指来看，并非城邑，而是后世的村落。聚落是自然形成的民众聚居区。《汉书·沟洫志第九》：“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这段文字说明，民众沿黄河边上可耕田之处修筑房屋，自然形成聚落。汉代赵充国在青海一带招抚罕羌，行军至当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汉书·地理志》中，列举了虒聚、刘聚、惮狐聚、阳人聚、南筮聚、駣聚、山聚、力聚、鼓聚、秦聚、历聚、禺聚、所聚、合聚、博聚、虑聚、永聚、彭泽聚、多聚、梧中聚、落门聚、繁聚、狋聚等二十多处，其中很多都是新莽时期命名的。《后汉书·郡国志》中，聚名增多，出现了五十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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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靖县田螺坑村“四菜一汤”。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上的一条史料，记载了某处村落由“聚”变成“村”的故事：“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猎余聚。”这条史料可以视为村落名称由“聚”改“村”的一个典型。东晋时代开始，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中国人之所以居住在野外的村落，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本地人多，且多少有排外的可能，地缘人缘均不够谙熟的北人很难挤进城里居住；其二是南迁的北人也不愿意直接被当地政府管辖，带有隐居避世的意思。为了治理这些散居的民众，南朝政府承认了自然形成的村落，设立了一个带有一定自治职能的代表，与郡县相协调。当然，村作为专指的名称并被普遍接受，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根据史料来看，南北朝时期，村与堡、坞等并称的并不少见。这说明，坞堡等军事性聚居地在失去战争功能之后，并未被居民放弃，而是被持续使用。村与坞相连使用的例子，多见于《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载，邪杲“劫掠村坞，毒害民人，齐人号之为‘沓榆贼’”。卷七十四《尔朱荣传》：“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卷八十七《节义传》载：“永安初，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而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晋书》也有一些例子，卷八十七《忠义传》载：“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村与堡连用的例子主要见于卷一百《李特传》：“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
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描述可知，当村与坞、堡连用的时候，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这也就进一步可以说明，坞、堡实为出于军事目的修建。战乱结束后，坞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演变成了村落。即使是单独表述与村相关的内容，仍旧可以见到其军事痕迹。《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侃传》载，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杨侃前往讨伐，并昭告被围困村落：“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以及“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表明，杨侃围困的村落具有军事根据地的功能。杨侃的军队并不能长驱直入，说明村落周围都有很坚固的防御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