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书@中国的“村”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三 ) c919|讲坛|沈辛成|全新子|首飞

此时，也有城邑、村落、村邑并称的称谓出现。《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逸传》载：“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供。”《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传》载：“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北齐书》列传第十三载：“山东旧贼刘盘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村与邑开始作为一对词语使用，表明“村”正在成为乡野聚落的一个泛称。
与之相应的，就是逐渐出现了确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魏书》列传第十二：“至刺史陆龙成时谋叛，聚城北高柳村。”《北齐书》帝纪第八：“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置金囊于鞍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所获。”今所见南齐时的文献里，以“村”命名的村落，更是多达十余处。如《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载：“吴兴、建安、将乐、邵武、建阳、绥城、沙村。”《南齐书》卷十八所载“村”最多，皆为当时国家认定的祥瑞的发生地：“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见历阳龙亢县新昌村。”“中兴二年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山阳县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为连理。”“八月，盐官县内乐村木连理。”“升明二年九月，建宁县建昌村民采药于万岁山。”“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亭湖得靫戟二枚。”“永明八年，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六年，蒲涛县亮野村获白獐一头。”《南齐书》卷二十五列传第六：“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地黄村潘妪善禁……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南齐书》卷四十四列传第二十五：“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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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呈坎村居民的生活。
从北朝石刻资料中，我们今天仍旧可以找到若干个传统典籍文献中未见或未录入的村名：任丘村、南乡村、圻上村、当陌村、高平村、大尚村、安鹿交村、淳亐村、小辟村、山阳村、北林在村、陵户村、高柳村、马村、东比村、商王村、朝阳村、安村、桓尹村、水冶村、京上村、高陵村、大吴村、苌湦村、菀中村、树要村、诸田村、新王村、元村、上梅村、高门村、八涧村、日□村、洛音村、马□村、公孙村、赵村、阳阿故县村、梁罢村、贾墥村、雹水村、般石村、岩梁村、凉上村、赵村（二）等，共计45个（武平五年河北灵寿三圣院的张天智造像上的村名以□□表示）。从村名来看，一些村落可能已经以某一姓氏为主了，如大吴村、新王村等。赵村出现了两次，一个位于河南洛阳，另一个位于陕西咸阳。虽然可能同样迫于迁徙，但在迁徙过程中可能演变成了一种以姓氏为单元的集体行为。这一情况或许可以说明，秦汉后期，这些以家族结聚的聚落在这一动乱时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典籍中也都出现大量村落名称。《水经注》载有19处。这些村落分布于全国各地—山东的薛村，河北的北城村，陕西的长柳村，湖北的须导村、射堂村、平乐村、东亭村，浙江的徐村、木客村，安徽的烽村，巴蜀地区的博村、阳村、故陵村、巴乡村、七谷村，湖南的乌林村、石塘村、万岁村、湘陂村，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朝时，村可能已经具备了行政区划意义，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东晋官员刘超征收地方税时，“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南朝梁的鱼弘以村为单位，盘剥民众。南齐政府官吏进行征税时，“暮宿村县，威福便行”。其二，村具有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南朝宋时，江东实行“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民众有盗窃坟墓者，“罪所近村民”。南朝梁时，严禁当兵叛逃，“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三，村开始成为基本的经济事务单位。流民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等，都以村为单位进行。梁武帝时，曾下诏安抚流民说：“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其四，村偶尔会成为分封单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南朝宋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被封为高山侯，其领地为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当然，这四点仅能说明，村已经成为当时聚落的习惯性称呼，甚至可能已经纳入了行政单位，并具有完备的行政功能与作用。但目前尚无文献能明确证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令，曾以“村”为行政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