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李泽厚先生往生一周感( 二 ) 文君|梁漱溟|李泽厚|儿子|人生

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6月13日，而早在1921年，梁漱溟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版本再版了八次，当时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蔡元培请梁去北大教印度哲学时，梁漱溟只是中学毕业。说起佛教，梁漱溟曾说：“这个印度人想的真是高了。祂从很古的时候就否定人生，祂认为人生就是错误。 ”李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还补充道：“只有生下来才能否定人生。 ”唉，那是因为人生就是苦，否定不否定都是苦。但尽管苦，人还是要活，否定到了自杀程度的人应该不多吧？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般寂静” ，是说世间是生灭，人生是迷惘，生活像流水，而佛要出世，超出生灭。以前，我遇到不高兴的事，总会想“诸行无常” ，而梁老举的例子却正相反，梁说：“昨天的那个很美，还想再来一次，但不要有期待心。 ”从此看出梁老的乐观。然而，辛亥革命后，梁漱溟曾两度自杀。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时，遇到儿子，二人谈起一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儿子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据说从那时起，梁漱溟开始研究儒学。
在比较佛儒两学中，梁漱溟说：“佛家要彻底破我执，就是不但破‘分别我执’ ，也要破‘俱生我执’ ，而儒家则不破‘俱生我执’ 。 ”比较佛儒，李泽厚先生的看法是：“相对于基督教的原罪，佛教彻底否定人生，儒家最主要是不否定人生，活得还快乐。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享受吃。比如那天我们围着圆桌吃饭，吃得很高兴，西方人怎么吃饭？”我道：“一般是长桌子，大家正襟危坐，讲究风度，说话也只跟附近的人说，轻声细语的。当然不如中国人吃饭那么痛快了。 ”李先生认为，就对人生的态度而言，儒家更智慧。
我曾问过李先生， “你是不是很欣赏梁先生呀？”他说， “是呀，我对他评价是比较高。有一次我和他同车出去，当时车上没人理他，我和他说话，还和他照相。 ”我说：“我不能同意梁漱溟所说的‘要避免人类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 。 ”李先生说， “我也不同意，他是一个老民粹派，比如搞乡村建设等。 ”李先生在历史与感情、伦理方面都论述过中国20世纪的民粹派，他指出在中国近代史，民粹主义一直都有非常强劲的呈现。我不大同意梁先生说的“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说：“爱因斯坦就是连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总不能说他没学问吧。 ”对此，李先生回应道， “梁漱溟说的那个学问不是指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呀。 ”
我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时，也经常读到熟悉的话。想了想，其中的一些，李先生也说过。比如中国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认识了人的理性（李先生以为那是实用理性）。这种理性相信人，不相信上帝……它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 。 ”梁老以为人可能走入下流，但还是靠人来校正。李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不是指向对象化的神的建立和崇拜，而是就在活动自身中产生的人、神浑然一体的感受和体会（李泽厚《波斋新说》P52）。李先生还说，中国文明是以血缘家庭宗法为纽带的，所以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梁老说孔子不是宗教，历代皇帝都把他当作宗教，所以有孔庙，后来有个名词叫“礼教” 。礼教其实就是守规矩，这种规矩很能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很能利用礼教。而梁老成长的社会不需要佛教，他特别提到内乱时不能信佛，而一般社会需要一种礼教，统治阶级更为需要。对类似的论题，李先生也曾有论述：“西方文明中的一神论实际是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例，张光直曾对此有过专著。西方过去是政教不分，比如当年洛克写《政府论》就主张把基督教赶出英国。现在西方都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国家还有不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