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文特|莱布雷希特专栏：海汀克让音乐自由专栏|科文特|交响曲|伦敦|爱乐

好几年间，我一直坐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管弦乐队后面的合唱席座位上，观察伯纳德·海汀克指挥，由此我得到的是指挥艺术和实践的免费大师班。海汀克登上舞台，光光的脑袋上淌着汗水，环视了一下乐手，就直接进入正题。他手动、眼动、嘴动，身体的其它部分则几乎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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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海汀克
随之而来的是堪称宗教复兴意义般的奇迹。一群从早上九点开始就不停地工作，可能直到午夜前都无法回家的乐手们，在通常只会在战场上看到的那种领袖才能指引下，他们的疲劳被一扫而空。海汀克在我眼前反复实现的，是化解演奏者累积的压力，让他们有呼吸的空间。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我所见证的是一位富有才干的杰出大师，他对音乐和音乐家有着罕见的同情心。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腼腆而不善言辞的荷兰人是一位变革性的指挥家，改变了音乐创作的本质。
未满二十岁的海汀克，在二战刚结束后的萨尔茨堡音乐节，见到的第一位指挥家是在舞台上摇摆不定，等待着天启一刻来临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同时还有精细操作每一个细节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紧随其后的是像健身教练一样手舞足蹈的伦纳德·伯恩斯坦和一路大喊大叫直到他的《指环》大获成功的乔治·索尔蒂。海汀克眼中的自己，与这些大师的形象截然不同。
父亲是阿姆斯特丹电力部门一名官员，母亲来自比利时，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伯纳德·海汀克曾经目睹父亲被德国人扣为人质，而所有的犹太男生都从学校里消失。他在饥饿和恐惧中度过了战争。重光之后，他又看到那些曾与纳粹串通的人摇身一变自称为抵抗者。海汀克对权威人士终生的不信任由此而生。
在他开始学习指挥课程之后不久，突破性的机会就降临了，卡洛-玛利亚·朱利尼退出了一场切鲁比尼《安魂曲》的演出，而海汀克不久前刚刚排练过这部作品。这场具有爆炸性意义的首演促成了他与荷兰广播爱乐乐团的合作，随后他在30岁时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这是荷兰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但这份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附加条件。大的决定由艺术总监玛利乌斯·佛罗特霍伊斯做出，而德奥曲目则由与他分享首席指挥头衔的欧根·约胡姆这个沉闷的人负责，这样的安排使海汀克对组织体制更加反感。
荷兰飞利浦唱片公司的一份唱片合约将他带到了伦敦爱乐乐团， 1970年代他在那里蓬勃发展，乐团在夏季前往格林德伯恩歌剧节驻场演出时他也参与其中，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验歌剧。在唱片录音方面海汀克虽然多产，但并没有那么出名。当他问为什么他的唱片销量比不上卡拉扬和索尔蒂时，制作人敦促他接受媒体采访。但海汀克像所有荷兰人那样，患有高杆子罂粟花综合征：头抬得太高，就会被砍掉。
他还拥有一种更加自我压抑的谦逊，来自于他惨痛的生活体验。晚年在芝加哥时，他曾对一位音乐家这么说：“你知道，我在学生时代全无特别。有许多同龄人比我更有才华。但他们都是犹太男生，而他们都被杀害了。我只不过是被留下来的人——所以我很享受我所拥有的事业。 ”
他太谦虚了，以至于“太”这个副词都该打对折。如今回顾起来，他做到的是将指挥重塑为一个无我之境，在这个境界中，指挥家也不会比乐手高人一等。让其他人趾高气扬地大喊大叫吧。他在排练时的话不多，在公开场合更少。他只有两次曾经公开放话——因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要裁减乐手而威胁辞职，后来在1990年代，科文特花园面临重建危机，试图解散其乐团时他又重复了这一威胁。在这两次事件中，海汀克最终都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