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人类总会适应每周只上四天班( 二 ) 拥抱|快乐

伦敦的动画导演CC拥有这种奢侈一年多了，加上省下的通勤时间，一年里她的闲暇多了五六百个小时。她用这些时间和丈夫一起玩主机游戏，在《最终幻想》里，他们携手一次次地拯救了即将陷落的世界；在《致命预感》里，他们化身调查小镇凶杀案的FBI探员；在《艾尔登法环》巨大的地图里，他们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就感到快乐。

结束了上述消遣，回到工作中后， KT和CC都坚定地表示，她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了。三年前，我曾在996的讨论热潮中看见一句话，「当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社畜』，我们就真正成了人。」这句话出自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王行坤，多年来，他一直在各种学术论文和采访中号召人们「反思工作的意义」。他的头像是一位正在休息的工人嗅向一束花朵，「工人也应该享受闲暇，享受玫瑰花。」
在他看来，「四天工作制」的积极结果并不稀奇，企业家们乐于尝试也合情合理。原因很简单：老板的天性是获得更多员工的剩余价值，摆在面前有两种方法，一，延长劳动时间，「这个方式比较傻，或者（说）比较蠢，你可能会让员工更加低效」。二，提高生产率，表面上劳动时间减少了，但必要劳动时间也减少了（劳动者为赚得工资需要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为企业生产利润的工作时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也就增加了，所以四天工作制对于企业并没有什么损失。
在类似的实验中，通勤消失了。这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带来的产物令很多人深恶痛绝。今年7月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显示，全国有超过1000万的打工人单程通勤在1小时以上，报告称之为「极端」通勤。假如居住在上海的携程员工王琳遇上台风天，顶着雨走一公里去地铁站， 6站后下车再走一公里，带着湿透了的鞋裤走进办公室，或是洛杉矶的Ying下班时遇上好莱坞大道的音乐会散场被堵上一个小时，或是伦敦的KT没能赶上那辆一小时一班的火车去公司，一个不小心，她们就极端了。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过一位每天通勤6个小时的上海女性。早上6点，她和数百号人一起等公交，然后坐26站地铁，最后是一趟7分钟的班车和5分钟的步行， 8点57分，她坐在座位上，精疲力尽地准备开始工作。对她来说，每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10个小时，包括睡觉和吃饭。只需要八年左右，一万小时定律就能让她成为一位精于通勤的打工人。幸好，一年后，她放弃了这份工作。

居家办公后，早晨变得相对轻松了。自从去年8月参与了携程「3+2混合办公」试验，每周三和周五，王琳可以省下平时通勤的时间，多睡一个小时，随便洗一把脸，不必化妆，换一件舒适的衣服，用新买的咖啡机和早餐机给自己做一份早餐。用完早餐稍作休息，再坐在桌子前，精力充沛地开始当天的工作。
可以居家办公也是洛杉矶的Ying七月份选择跳槽新公司的原因。新公司在五百多公里外的硅谷，她至今还没去过。过去每天下班，她像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工，打开地图，精心选择一条避开堵塞、好莱坞活动和火灾的路线，只是为了尽早到家。她与洛杉矶的堵车搏斗了十年，频频失败。感谢居家办公，她终于得以退出这场战斗，她把车给卖了。
不止是通勤，我和十几位工作模式在这两年里发生改变的人们聊天，记录了他们生活里一些微小的肌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