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东传|澳门|毛思倩|公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古籍|新华社记者|图书馆|铅活字|印刷_length＂:＂5431＂,＂displ日本汉诗：夏目漱石和良宽( 三 ) 活字|参观者|印刷术东传|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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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宽诗书：“十字街头乞食了，八幡宫边正徘徊。儿童相见共相语，去年痴僧今又来。”
有人说，良宽的汉诗里，前期多见《论语》《文选》《楚辞》的影响，后来又可以看出道元禅师《正法眼藏》中的禅思。儒学的因素坚毅其信仰和人格，佛禅和老庄则让其汉诗脱俗清丽、平淡而富有生气。
漱石和良宽诗歌的不同亦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不同。在笔者看来，漱石和良宽在汉诗中呈现出的世界之不同，本质上体现了近代和古典之间的差别。换言之，漱石用古典的形式（汉诗）力图书写出近代人内心焦虑而不安的精神世界；而良宽则以口语化的偈安放了一颗古典之心，以士大夫文学传统观之，无疑是一种“乖离”。
站在古典诗学的立场上，比较漱石和良宽的汉诗，我们很容易发现漱石汉诗中近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然而，被抛入近代东西方文化冲突现场的夏目漱石，其自身对这一近代性的内在的顽疾已习焉不察。所以，漱石的汉诗也难以抵达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古典诗境，这反映了新精神和旧诗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漱石眼中，这个世界是自我意识的对象，拥有强烈“我”之意识后，“我”就难以恢复到“无我”的本质。
诗思杳在野桥东，景物多横淡霭中。
【印刷术东传|澳门|毛思倩|公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古籍|新华社记者|图书馆|铅活字|印刷_length":"5431","displ日本汉诗：夏目漱石和良宽】缃水映边帆露白，翠云流处塔余红。
桃花赫灼皆依日，柳色模糊不厌风。
缥缈孤愁春欲尽，还令一鸟入虚空。
这首诗是漱石落款于大正五年（1916年）八月三十日的一首七律汉诗。我们或许会联想到《诗品》的序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但漱石汉诗中所描述的不过是诗人内心的风景，是诗人内心真实的孤独和虚空之象。也就是说，外部的世界被漱石强烈的自我意识所捕捉——以汉诗的方式。以古典诗体呈现近代人日渐复杂而冲突的内心，这种尝试和努力让漱石的汉诗付出了诗思过重、诗风艰涩的代价。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视为漱石对传统日本汉诗表现力的一次现代性的开拓，对我们如何看待传统诗歌创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至少，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开拓者们的汉诗创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古典文学亦可生成一种现代性的品格。
漱石晚年提出了“则天去私”的命题，反映出他内心在东方与西方、古典与近代之间的徘徊和挣扎，这一矛盾及其形成的思想张力，虽然在客观上成就了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但这种源于古今、东西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成为他内心痛苦和郁闷的根源。
与陷入近代性困境的漱石不同，良宽的形象就轻快、潇洒多了。作为一名曹洞宗僧人，他虽然并未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什么印记，但流转于汉诗、书法和绘画间的故事让他成为后来者追慕的艺术传奇。成就良宽在日本文化史地位的固然不能完全说是中国文化，但他以独特的艺术方式（甚至是他独特的生命存在实态）展现了以禅宗为代表的古典东方生命美学的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于良宽而言，他的汉诗即是他本人内心和日常生活的写照。艺术和生活的高度合一，或许才是至高的“写生”（近代日本文学的“写生论”由漱石的好友正冈子规提出，漱石的《我是猫》就是这方面的实践）。
叁、汉诗即人生
虽然漱石和良宽的汉诗有着近代和古典的差异，但作为日本的汉诗诗人，他们也有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