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古|达蒙·加尔古特谈《诺言》玛尼|小说|叙述者|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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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蒙·加尔古特（邵仄炯绘）
最近几个月，全世界的出版圈都在感叹：今年非洲文学杀疯了。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收获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尔·萨尔收获龚古尔文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小说编辑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在2021年布克奖宣布后第一时间采访了加尔古特，请他谈谈获奖小说《诺言》（The Promise）的写作背景。《上海书评》获授权翻译该访谈以飨中文读者。
2021年布克奖作品《诺言》
您拿过不少文学奖，这次得布克奖有什么不一样吗？
加尔古特：媒体已经炒疯了，我还在消化中。今天才是拿奖第二天，也许你过段日子来问我我可以答得更具体。不过各种迹象表明，的确很不一样。
那我们直接进入小说吧，《诺言》跟随了斯沃特（Swart）一家三十年的历史，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行将就木的八十年代一直写到近年，这个家庭是怎样的呢？
加尔古特：这肯定不是个井井有条的好人家，很多评论者觉得我在写自己的南非家庭（译注：Afrikaan，南非白人，旧称“布尔人”，说为方便各种族人与荷兰人沟通而创的“南非语”，旧称“布尔语”），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做的是各种混合。《诺言》里的母亲瑞秋是犹太人，更倾向说英文，不过她嫁了个南非白人玛尼·斯沃特，所以他俩的孩子们都说双语（英语和南非语），也混着不同的信仰。这在南非是很典型的现象，尤其是南非白人家庭。我不知道英国读者会怎么看，但南非肯定不是方方正正铁板一块，有很多混血和混文化，我的小说想反映的就是这种“杂” 。
瑞秋临死前重归犹太教，好像背离了她的南非白人家庭。
加尔古特：这里有一点本人家庭的影子。我母亲出身基督教徒，在嫁给我父亲后改信了犹太教，为了教育孩子，她觉得一家人共有一种信仰比较好。我父亲从不严格践行教义，我母亲也没有坚持到底，我两岁时入了犹太教，但从来没接受过正规希伯来语的宗教训练。大家就得过且过。
去年您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过一篇评安德鲁·哈丁（Andrew Harding）的《这些人可不是绅士：两个死者，四十个嫌犯，击垮一个南非小镇的审判》（These Are Not Gentle People: Two dead men. Forty suspects. The trial that broke a small South African town）的书评，其中提到了一些自己的家庭背景，也提及了暴力，以及南非白人的心态。玛尼·斯沃特有那种心态吗？
加尔古特：我给你们写的那篇书评把很多人吓到了，我父母离婚后，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南非白人（那年我九岁），他经常揍我们，暴力是我成长经历中最扎心的部分。我们在家必须说南非语，如果不说就会吃一顿老拳。《诺言》里的一家之主玛尼没有那么暴力，但是我希望能写出那个时代弥漫在空气中的暴力氛围，即使没有拳头落在身上。玛尼这个人物有我继父的影子，可以说是他的“暴力缩水版”，在信仰上也远比我继父虔诚多了。
暴力的确在小说中挥之不去，三个孩子里的老大安东参军后亲历了暴力事件，心理受了很大的影响。
加尔古特：那个年代南非的年轻人都要义务服兵役两年，这意味着许多人被迫去北方边境（现在的纳米比亚）参与种族战争。而在南非国内，种族隔离政府对黑人城镇的社会动荡处置严厉。安东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在黑人区想也没想就射死了一个女人，负罪感跟随了他一生。我本人在空军服役了两年，很幸运没有经历这种境况。但我有朋友经历过，一个没有心理准备的年轻人突然被扔到极端对抗的环境里，你不杀人就可能被杀。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奇怪的是，南非社会很少讨论这些。这是南非历史中未经消化的部分。相比之下，我每每惊讶于美国人对越战的痴迷，那场战争对美国人心态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南非社会总体而言对暴力及其导致的伤痛避而不谈，只有些零星的纪录片和电影，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如果讳疾忌医不好好处理这些隐痛，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