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古|达蒙·加尔古特谈《诺言》( 三 ) 玛尼|小说|叙述者|诺言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被故意放在了一边，就是女佣萨洛梅，她既是小说的题眼（主人家的承诺是给她一间房子），又几乎看不见，我觉得这样处理非常巧妙，但也招来了一些批评，比如亚当·马斯-琼斯在《伦敦书评》上说“萨洛梅的单薄存在” 。对此您怎么回应？
加尔古特：根本上说这与南非社会有关。我当然可以像写白人一样写黑人的心理，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但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把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了，好像黑人和白人在社会里有平等的立身之地似的。如果我像写别的人物一样写萨洛梅的内心，她就仅仅作为一个人物而存在，但其实她比其他人更重要。我的逻辑是，通过写她身边的人怎么看待她，读者能明白南非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在南非，白人不会把黑人当成完整的人，虽说种族隔离已经结束快三十年了，但社会和人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萨洛梅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黑人，一文不名，完全没有发声的可能，新南非的问题正在于没有为这些人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从文学角度说，作者会尽量赋予每个人物鲜活的感性，但我要让读者注意到萨洛梅的缺席，意识到她没有自己的声音。如果读者注意到叙述者到处跳来跳去，他们也会注意到为什么叙述者从来不去萨洛梅那儿，为什么会有一块空白。
我也考虑过一种写法，让萨洛梅在小说结尾一吐为快，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让叙述者直指读者：如果你对她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你并不想知道，也根本不关心。
宗教是小说的一个主题，瑞秋是犹太人，玛尼则越老越虔诚。您能谈谈宗教与南非政治的关系吗？
加尔古特：种族隔离制本身与加尔文主义有很深的联系，我在小说中也有所指涉。现在的南非，特别是我居住的开普敦，离谱的新纪元主义很泛滥。出于务实的考量，我在小说里用了四个葬礼作为讲述的工具。自我重复是很无聊的，如果四个葬礼都是一个宗教，恐怕我和读者都受不了，所以我用了不同的宗教。最后一个葬礼就是新纪元主义的，我忍不住找了点乐子。
您在小说的题词里说希望人们能更严肃地看待非洲文学。最近几个月真是非洲文学大丰收，您得了布克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穆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法籍塞内加尔裔作家大卫·狄奥普（David Diop）得了国际布克奖，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得了诺贝尔奖，您推荐哪位当代非洲作家给读者？
加尔古特：挖坑的问题，我得小心呐。你提到的这些名字我都很推荐，我也得承认自己对非洲文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根本问题在于非洲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太少了，南非大概已经是最好的了，除了尼日利亚外，很少有非洲国家能给作家提供像样的展示舞台，书店也很少。所以非洲作家大部分依赖欧洲提供平台，这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你是被输出包装之后再卖回本土。我希望近期的国际关注不仅能带来更多的西方读者，也能带来更多的非洲本地读者，推动本土政府对文学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