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古|达蒙·加尔古特谈《诺言》( 二 ) 玛尼|小说|叙述者|诺言

小说里的三个孩子安东、阿斯特丽德、阿莫尔很不同，您能谈谈这些人物尤其是这俩姐妹吗？
加尔古特：我写这小说也在努力尝试描摹南非社会中女性的处境。传统女性的角色相当令人不安，整体环境是极度父权制的，外加种族隔离的等级意识。在这种社会中，女性只能操持家务，不停生孩子，无法为自己做主。明显的例子是阿斯特丽德，她整天操心的是自己的外貌，担心自己的安全，对政治和周边社会的境况毫不在意。小妹阿莫尔则更为神秘莫测，如果说这小说有个道德中心，就是她。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未兑现的诺言，阿莫尔是全家唯一一个上心的人，在故事发展的三四十年中，只有她时不时提醒大家为何还不兑现诺言。从这个角度说，她是道德指路牌。但我也很警惕，不要把她写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女英雄，让小说掉进好人坏人的窠臼。她有道德感，但并没有迫使别人兑现承诺，她的整体形象是比较神秘的、模糊的。如果是传统小说，英雄主人公肯定要一诺千金为人表率，这不是我要写的。阿莫尔小时候被闪电劈过，亲戚都觉得她有哪里不对。也许她是有哪里不对吧。
也可以说她从小就被区别对待了，这种看法一旦成型，就很难再改变。
加尔古特：但看法在小说里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小说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大概跨度是十年左右，先是少女阿莫尔，然后是女大十八变，出落成美女的她威胁到了整日关注容貌的姐姐；接下来美貌衰退，她成了普通的中年妇女，少了威胁感后，她成为人们愿意倾诉的对象。
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您小说的音色变化，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声音，您是怎么做到的？
加尔古特：我想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声音，不光是选择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书写，还有你选择用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人物的语调和语气，我都得仔细去琢磨。我认识一些作家天生就知道该用哪种语调去写，但我会花上点时间。《诺言》是以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开始的，因为这本书有许多人物，打破了我之前小说聚焦于一个中心人物的模式，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找到正确的语调或人物切换间的语言变化。当中我停了八个月的时间，去做电影剧本，剧本完工的那一天我回到小说稿，人物对话就像电影一样出现了。电影对话跟小说很不一样，因为你得考虑在镜头里如何呈现。于是我开始做实验，在不同人物间剪切，先是对小说的主题——也就是时间以及时间的流逝，在时光面前，没有一个人物比另一个更重要，你、我、首相、马路上的狗可以身处同一个瞬间；其次我可以把许多不同的声音同时呈现，这与南非的气质很契合，南非的声音是一种不和谐的大合唱，根本不可能只用一种声音来呈现这个国家。
文章图片

达蒙·加尔古特
您曾经说过，小说的叙述者就像一个附加的人物，他会突然对读者说话，这很有趣。他是怎么样的人？积极的、愤怒的、听天由命的还是？
加尔古特：如果是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也会有一个讲述者，但一般来说作者会尽量淡化这个讲述者的存在感，不会很突兀，读者看故事也好似透过一层磨砂玻璃。但如果像我这样跳来跳去，就需要叙述者带着读者在人物间切换，所以叙述者就很难做到没有存在感。这里也牵涉到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比如电影、戏剧会通过画外音、旁白之类的方式去提示观众——“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故事了”，而小说一般会避免这样。我这次索性在小说里也这样写了，直截了当告诉读者你们在听故事。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叙述者未必是同一个人，所以ta的语调时而同情，时而嘲讽，时而跳出小说指着读者数落一番，ta甚至不必是人类——有时候ta会站在异类的立场上去评判人类行为。读者可能会好奇这个叙述者是哪儿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其实ta只是在提醒你读到的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