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遵&魏楷《刁遵墓志》，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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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书法风格的出现与演化，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北魏墓志当为魏碑书艺之完美体现者。墓志铭虽为颂德述事，其书法却保留了一段鲜活的书史。北魏墓志书法与造像题记不同，墓志书法更显其端庄规整，多出自宫廷书手的精湛技艺，引领着一代书风。北魏墓志刻工技艺之精湛亦不可疏视，或典雅庄严、浑穆沉重，或朴拙自然，或灵动诙谐，刻工走刀石上，皆能毫厘不爽。通观魏志书法，可见初期之阳刚风骨，中期之隽逸灵秀，后期之娟秀柔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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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遵墓志》向以“父雍本”为贵。计有李铁桥、赵世骏、夏宜滋、朱鼎荣、张笑秋各家所藏。寒斋早年收得刁志新旧拓本十数种，内有一本渤海王氏旧藏初拓志阳志阴俱全的剪装本。虽经“十年动乱”劫洗，幸喜初拓本尚存，彝字未损本和王国均精拓本也各留其一，足资对照。近日重检手边资料与几种初拓本相比校勘，而略有所识，随手写来，以求正于方家。《刁遵墓志》初拓本是一九四七年夏我在天津北门西荣耀华字画店巧遇的。此本当时不为人识，照付廉价购回后，即送请王襄、陈钟年两位先生审阅，陈老狂喜，大呼“真神品也！“欣然力之题签。后因对此拓无刘克纶木刻跋字而生疑窦，遂请方药雨先生鉴别，方师定为初拓，并题长跋。越数年，方师又在张笑秋新收志阳初拓本上題跋，略称：”最初拓雍宇未泐称“父雍本”。虽然同一“父雍本”要亦有辨，必将九行侯所二字、十六行薨宇完见，方为“父雍本”第一等，否则次矣。求“父雍本”不可得而求“曾祖彝本”，次而又次矣。于是以乾隆二十年渤海刘克纶木刻跋字争新旧。夫舍石本文字完泐不论，而以木跋是重，甚无谓也。不知初拓固有无跋者，先见杨鲁貪一本嘱题，予疑在末归刘克纶或刘未加跋以前拓，决其为最旧。既又见张笑秋君一本足与匹敌，皆第一等物。不识者以无跋而贱售，识者反以无跋而巧得，此亦近今之墨綠趣谈，杨张二本尚已。张本更有说者，足证予前鉴之非谬。张本拓后余纸有二大印，“戴王纶印”，“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纶，字文极，号经碧，为默菴先生后嗣，顺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据此知刁志出土相传雍正年间，当在雍晓康初。闻志石先归乐陵高氏，再归渤海刘氏，后归南皮张氏，石质松脆，时见驳落，顾可但就中间刘氏跋本以定拓之新旧乎?独怪此本曾经赵伪叔沈均初考藏加印，而不为订正何也？”（见一九五四年方药雨所辑《拓墨鉴题稿本》）。此本为蝴蝶式剪装（剪条个别错位，故个别处文义不贯）计十一开（志阳七开，志阴四开）。拓本前面扉页上钤有一方“渤海王氏考藏图书记”（白文）印痕，是知此拓最初为刘克纶同里王家所有，当在刘氏刻跋以前，或与汪节韩跋本年代相近。此拓墨色异于常本，古朴沉厚，呈暗灰色，且不浸字口，笔画清晰，神采宁静。志阳志阴较晚拓本共多八九十字，尤其志阴多宇处可以补正史书，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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