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钱锺书惊佩为奇作的《杜甫传》，出自这位诗人的史家之笔( 二 ) 高校|上戏|上理|签约|上海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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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解杜”的难题
“以杜解杜”，这是一条困难却可靠的路。杜甫的诗作，很多纪实，从诗题、其中句子，常常可以知道他写作的地点、事件、人物甚至场景，这也是人们称其作品为“诗史”的重要缘由。可诗歌毕竟是艺术作品，写作时对现实描述也有想象成分，必须细致分辨才是。
经过反复阅读，冯至对杜甫作品，有了整体的把握，对如何来完成一部杜甫传记，也有了较为全面的思考。1945年，冯至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阐明了自己为何要写作一部杜甫传记——“因为爱读杜甫的诗，内心里常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想更进一步认识杜甫的人。”他还想通过写作，来了解“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
这部杜甫传记可能是什么形貌，冯至这样来期待它：“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
这是良好的期待，但实际情况却是，杜甫三十岁以前的少作，大都湮没了。三十岁之前，是几乎决定着一生精神基础的时段，不可能让它空白，怎么办？冯至深深意识到：“我在冒着一个大危险，因为材料的贫乏，有时不能不运用我的想象，可是想象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我骑在这匹想象的马上，又不能不随时都用‘根据’的羁绊勒着它。”
尽管是“以杜解杜”，可空白太多，这当然不能完全靠想象。好在，杜甫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这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还是很丰富的。恰好，抗战胜利了，学校迁返北平。此时不仅图书馆有充分的藏书，旧书摊也是搜集资料的好去处。据冯至的大女儿冯姚平介绍：“他从旧书摊上搜集到不少有关唐代的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会风貌等各方面的书籍，什么《唐六典》《唐会要》《长安志》《元和郡县志》《元和姓纂》《食货志》等等。”现代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著述，也在收存的范围中。
这些资料的加入，配合先前对杜甫诗作周详的研读，初步工作可以进行了。从近期一部新再版的冯至的《杜甫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写作准备的情形，其中有冯至抄下的历史学家岑仲勉所制的《杜甫世系表》，亲手描出杜甫活动很多的西安近郊地形图，杜甫艰辛生活过的秦州地形图示，以及杜甫由秦入蜀的行踪图示、在蜀地活动的地图，甚至还有一幅杜甫身体与诗变化的图示……一切就绪，一部“以杜解杜”的《杜甫传》呼之欲出。
由于准备充分，从后来的发表情况看，《杜甫传》的写作还是较为顺利的。迁返北平不久的1947年6月，其中章节《杜甫在长安》，发表在《文学杂志》二卷一期。此后，《安史之乱中的杜甫》《从秦州到成都》《草堂前期》《杜甫在梓州、阆州》《杜甫的家世与出身》等章节也陆续发表。
1951年，这部酝酿数年的《杜甫传》，终于完成并以《爱国诗人杜甫传》为题，从1月至6月，在《新观察》杂志二卷一至十二期连载。1952年11月，《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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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惊佩为奇作
仅仅从篇幅看，冯至的《杜甫传》，说不上沉厚，它的字数，不过十万多一些，可是该书的创新写作及内在分量，却不可小觑。该书完整发表时，著名文史研究家夏承焘，便写出评论，认为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随手札得几条，都是前人没有说到的。”对唐宋文学有深湛学养的钱锺书，也在一封信中评价：“此书（《杜甫传》）前在《新观察》上见过，即惊佩为奇作，内容精实，结构完整，无论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都是特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