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文学史上以诗封“圣”的杜甫来说,传记篇幅方面,人们还是有期待的。夏承焘在文章中就认为:“我以为可就这篇做个底子,再来扩大补充,希望几年之后,冯先生会再写出一本精详博大的杜甫传。”“我想,我们至少也要有一本数百万字的杜甫传……以冯先生的学力和造就说,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夏承焘会有此语,是因为冯至的《杜甫传》不但以诗人的热诚和敏感浸润了杜甫及其诗作,还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杜甫传》为读者描述了杜甫的生平和性格,扭转了世人过去对杜甫仅知某些方面和生平片断的局面,第一次把这个伟大诗人的全貌提供给了人们。
相较之下,同为诗人的闻一多写杜甫,就运用了不羁的想象、夸张的词藻,任激情迸发——他完全是以诗人的身份在书写。冯至虽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杜甫传》却是站在史学家的位置上,以清醒的史学意识做着这项工作。
“但愿它能够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不要成为干枯的考据……”这是冯至对《杜甫传》写作的期待,他也的确做到了。《杜甫传》里有学术的考证、批评的判断,更有抒情的笔墨,处处流淌着诗情,为它带来了一部学术传记所难得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传》一书,孕育于抗战时期。倘若没有当时的纷乱,没有颠沛流离过程中的亲身感触、心理体验,对杜甫作品,冯至是否会产生如此浓厚兴趣,还很难说;是否会起念写一部《杜甫传》,更不可知。除了时代的呼应,冯至还特别赞赏杜甫“执着”的精神,那是一种在“吾道竟何之”“处处是穷途”的情况下,毅然认定自己的道路,创造出“惊人的伟大”的气魄。在冯至眼中,中国人需要杜甫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师。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都应该有其机缘。对主要研究西方,尤其是德语文学的冯至,以创作盛期的数年时间,完成一部杜甫传记,更需要这样的生命机缘。笔者以为,这部行笔严谨、要言不烦,主要由“以杜解杜”完成的《杜甫传》,正该是冯至这样受到德语训练的学者写作的式样。他在1952年此书出版的前记,有如此表白:“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这样踏实的为文态度,使得这部作品内容坚实,言之有物,值得人充分信赖。其诗人心语和史家之笔,共同让《杜甫传》经受住了时间打磨,影响至今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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