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李公明︱一周书记：“病夫”肖像与……文化传译中的视觉性周书记|肖像|公明|病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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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 [美]韩瑞著，栾志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8月版， 285页， 56.00元
美国学者韩瑞（Ari Larissa Heinrich）的《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原书名：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 Duke ， 2008；栾志超译，三联书店， 2020年8月）是一部把医学史、图像研究、观念史和跨文化译介研究结合起来的历史著作。作者在“中文版序”中强调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文化译介的故事，要研究的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有关中国文化及国民身份的某些刻板的、错误的印象是如何以及何以能够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追溯这些根源就是要讲述在中西方的语言、艺术史传统和医学实践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的、多向度的文化译介。
他从几年前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注意到的一张图画小照片（画的是一个出天花的中国小孩）开始讲述这个故事，追溯了这批图像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度往返于中国与法国的历史及其所象征的意义：在法国的语境中，它们代表着一种落后的、生而有病的中国人所固有的羸弱；在中国，它们来自乾隆皇帝于1739年钦定印制的《医宗金鉴》，象征乾隆帝统治年间对天花积极主动的治疗。最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重新回到乾隆皇朝的文献档案之中，即在博物院的语境中重新确立了它标志着中国高超技术造诣的意义。这个用作开场白的例子已经形象地说明了该书的论述主旨：“追溯了自现代性肇始之时，将中国的身份（identity）与身体的病态联系在一起的医学话语及图像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考察了在华医学传教士早期的医学话语及图像，正是这些话语和图像将罹患疾病的、恶疾缠身的中国人的形象——‘东亚病夫’——带到了西方。同时，通过对不同案例的研究，本书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历程，即经由传教士的活动，又经由早期译介至中国的西方医学文本，最后再经由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学书写本身，这些观念又是如何最终回流至中国的（实际上，同时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 （前言，第6页）这是一段文化译介、观念回流以及最后成为被新兴民族主义挪用为激励话语的观念与图像的旅程，所谓的“东亚病夫”甚至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仍然出现在激昂的观念和话语之中。韩瑞指出， “在隐喻的层面上，对这一根本上的病态身份最广为人知的表达就是‘东亚病夫’这个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使得中国继奥斯曼帝国之后填补了这一话语空白。然而悖谬的是，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一观念也仍然持续存在于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当中。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一表述的幽灵飘荡在清朝末期和现代早期曾朴、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文学创作当中。 ” （235页）这让我想起台湾学者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政大出版社， 2010年9月），也是以集体记忆和跨语际研究等视角和方法将人们熟悉的“病夫”“黄祸”“睡狮”符号重新置于各种论述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作者的研究表明，源自西方知识界的对于东方文明的高度化约的和本质主义化的形象论述，却被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挪用和重编” ，成为近现代中国人集体记忆中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急于洗刷或急于唤醒的身份象征。不足的地方是该书主要以新闻舆论、政经文化评论、革命文宣、小说文学作品等文本作为论述分析的史料，缺乏对图像史料的足够关注和深入分析。而这方面正是韩瑞的研究所擅长的，也是这部《图像的来世》最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