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李公明︱一周书记：“病夫”肖像与……文化传译中的视觉性( 五 ) 周书记|肖像|公明|病夫|中国

Ari Larissa Heinrich ，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 Duke ， 2008.
除了以无痛苦感的表情特征表达伯驾所认为的国民性之外，这些病人肖像还有更丰富、复杂的意涵。林华为病人朴阿兴绘制了两幅画，表现手术前后的对比。韩瑞认为，清晰明亮的空间（天空与大海）与人物形成的对比，呼应了患者自身在失去一只手臂的情况下，面部仍然流露出令人惊讶的镇定自若，宁静的风景似乎映射着他温和的表情。作品表现了朴阿兴摆脱了疾病，重获了自由和解放；从手术前画像的幽闭昏暗到手术后的光亮与宁静，这一转变呈现了从疾病朝向健康的进步。在隐喻的层面上这是一种有关进步的叙事感——“自我与环境从萎靡消沉、背负重重走向了宽敞、明亮和平静。 ”哪怕是一个截肢者也不被社会排斥与孤立，而是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伯驾在日志中写道：“这位患者痊愈了。大约一年之后，他结婚了。单臂的他以卖水果维持生计。 ” （99页）于是， “这些画作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身份在这一时期的讽刺性重构：手术成为一种使人变得完好的方式” 。（100页）由此而引出了更具有观念性的文化意涵，韩瑞以一个小标题来概括这种意涵：“批判与抵抗：‘好的’中国人与‘不好的’中国人” ，伯驾通过林华绘画要表达的观念性意涵在这里才达到高潮。 “广州著名茶商的儿子”王克金的肖像画描绘了他的背面，一个巨大的肿瘤和他的辫子一起垂到地上，肿瘤上贴着两块白色的中药膏。他没有接受手术治疗就去世了。画面上巨大的肿瘤和长长的辫子成为一种文化隐喻，拒绝手术切割的结果是死亡，韩瑞把话说得更清楚：“辫子也似乎象征着文化变革的需要，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去除所有这些‘扭曲的和变形的’ ，针对西方技术和精神的中国式抵抗。 ” （104页）在这批图像中还有唯一的一张是画了两个人的，母亲抱着小女孩（书中的彩图8），孩子缠足的双脚生了坏疽，但是母亲没有接受治疗的建议。韩瑞认为该画中在场的母亲是一种文化象征，原本是一个母性关怀的画面却表达出截然相反的意涵；“这张画一方面呈现了一个亟须从病态中脱身的小姑娘，一方面也描画了一个亟须从她的中国文化境况中脱身的母亲” 。（107页）林华作品的“批判性”也由此产生：“对于那些要么拒绝传教士医生的治疗，要么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桎梏的‘不好的’中国人来说，结局则是一片阴郁。 ” （109页）韩瑞还根据伯驾的医疗记录证明，那些拒绝治疗的人都是来自上层阶级家族，在伯驾和林华笔下的他们成为病患和落后文化桎梏的牺牲品。当然，我们应该记得的是，韩瑞在“中文版序”强调指出，在文化译介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偏见、因政治或机会主义的动机而产生的文化误读和刻板印象在事实上绝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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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阿兴， 23岁》，手术前后对比。林华，约作于1837年，布面油画
在《图像的来世》出版一年后，韩瑞接着出版了另一部专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Sympathy, Modernity, and Chinese Pain， 2009；
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顺带要说，有评论指出该译本的翻译存在一些问题。）视野更开阔，研究的对象包括医学报告、绘画图像、摄影照片、小说和旅行报告。其中对林呱与伯驾合作的这批病人肖像画的观念分析仍在延续， “疼痛中的中国身体”成为一个更具有观念性和概括性的文化隐喻。 “中国与身体”这个研究议题也一直延续到韩瑞前几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过剩：生命政治美学与医学商品化的身体》（Chinese Surplus: Biopolitical Aesthetics and the Medically Commodified Body ， Duke ， 2018）之中，他从中国当代艺术与跨国文化转译的视角切入，考察了医学商品化中的身体展示（如行为艺术的输血或没有皮肤的塑化尸体的生动形象）如何阐明当代生活中生物政治暴力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