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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钧瓷 , 因元朝末年的战争和灾荒连年不断 , 禹州民众死亡惨重 , 人烟稀少 , 因而在明代陷入低谷 。 至清代及民国 , 禹州钧瓷仍一蹶不振 。 曾经辉煌为 , 灿烂的禹州钧瓷自明代始进入了一个衰退消亡时期 , 钧瓷技艺曾几度失传 。
一、钧瓷在明代步入低谷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原诸州 , 元季战争 , 受祸最惨 , 积骸戊丘 , 居民鲜少” 。 又说:“今丧乱之后 , 中原草莽人民稀少 。 ”《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 。 ”以上史料证明 , 因元朝末年战争、灾荒频繁 , 禹州居民死亡惨重 , 至使人口稀少 , 苗锡锦先生主编的《钧瓷志》上说:“在禹州境内 , 特别是在神后古钧窑区 , 多次调查与访问当地居民 , 他们都不是当地老户 , 多从山西或外地迁此 , 更查不到明以前的钧瓷世家 。 上述可知 , 钧窑在元末因战争灾荒 , 窑毁人亡而停烧 。 另据宣德年间《大明会典》记载:“题准光禄寺 , 每年所需酒缸、瓶、坛分派河南布政司 , 钧、磁二州外 , 真定府曲阳县分派酒缸117个 , 十瓶4274个 , 七瓶坛6100个 , 五瓶坛6240个 , 酒瓶10314个 , 每年烧造解寺应用” 。 明嘉靖三十二年 , “题准曲阳缸、瓶共17765件 , 通行解部 , 如遇缸乏 , 止行磁州、真定烧造 , 免派钧州 。 ”可见 , 由于凶末连年战争 , 禹州钧瓷生产陷入低谷 , 甚至使原能烧造艳丽绝妙的钧窑场 , 衰败到只能烧造酒缸、酒瓶、酒坛之类的粗陶窑场了 。 而明代初期 , 社会相对安定 , 封建经济再现复兴 , 但禹州钧瓷并没有因此而恢复 。 到永乐、宣德年间 , 全国瓷业中心趋向南方 , 江西景德镇迅速发展起来 , 其瓷质、造型 , 特别是彩绘装饰等方面的技艺日臻完美 , 逐渐形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瓷业中心 。
禹州的制瓷业在明代仍以神后镇为集中区 , 其它窑场除个别烧制少量的缸、坛、粗碗外 , 已全部停烧 。 神后镇已成为全国日用粗瓷主产区之一 。 据镇内直武庙碑文发展记载:“戊化二十年(1484年)已有耕读陶冶者千有余家” , 还驻有“督瓷贡委官” , 负责陶瓷纳贡事宜 。 《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明代日用瓷的主要产地有仪兵、瓜州、钧州、磁州和曲阳等地 , 他们担负着大量的派造任务 。 ”明代《如萝录》中也有开封“南薰门外吊桥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 , 乃神后瓷器盏”的记述 。 以上史料啼以证明禹州(主要是神后镇)在明代主要生产日用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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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末的禹州钧瓷
明史《地理》志载:“明神宗万历皇帝朱诩钧三年四月 , 因避讳奉命改钧州为禹州 , 因夏向旧封地也 。 ”并勒令钧窑停烧钧瓷 。 《禹州志》(道光版)中也说:“禹州窑旧名钧窑……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足见后世史料将钧窑避书作“均窑”(古钧与均通)是历史遗留之事实 。
清查初白在《人海记》中说:“明万历年 , 大内牡丹盛开 , 神庙思以磁瓶贮之 , 偶一江阴民 , 有一钧州瓶 , 高数尺许 , 欲得十金或卖之 , 忽内侍觅进时 , 上喜 , 问几何”奏曰“‘二百金’ , 上谕:“先给一百金 , 若未肯再给五十金‘ 。 ”万罗皇帝愿出一百五十金买一钧窑瓶插花 , 钧瓷在当时声价及稀有略见斑 。 但对钧瓷生产与否尚未发现文献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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