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东西问丨韩星：何者将影响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 三 )

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与中国发生“礼仪之争”，中西文化交流一度中断。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中国人在屈辱中有感于自身文明的落伍，认识到中华文明如果不与西方等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就会亡国灭种。这种危机感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的重要动因，并由此开始更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步履艰难地迈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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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主办的“五四现场”展览在北大红楼举行。中新社采访人员张勤摄
改革开放40年来，在经济、科技、国防等初步现代化之后，中华文明开始迈向整体复兴的历史征程，在继续学习、吸纳、消化西方文明的同时注意反思西方文明弊端，注重调整文明发展道路和方向，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新在中华文明中研究、阐释与其他文明的共通性，发掘对塑造人类文明新秩序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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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鸟巢”(国家体育场)燃放焰火，迎接八方来客。中新社采访人员杜洋摄
西方也应认识到，中国学习西方并不意味着要变成西方，不变成西方也不意味着要威胁西方。面对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始终敞开着对话交流的大门。西方文明只有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生长出中西合璧的文明之花来。中华文明复兴不是为了取代西方文明、主宰世界，而是要在中西方文明互融互鉴基础上吸取西方文明优长，发挥自身潜能，促进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完)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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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兼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