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从宋太祖到纪晓岚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风光与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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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而国内不少近现代学者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为什么宋朝会让知识分子如此向往？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宋朝的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礼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宋朝的经济文化繁荣有多方面因素，但显然是与这种氛围所催生的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密不可分的。宋朝尊崇士大夫，初衷是维护政权的稳定。宋太祖以武将身份，通过陈桥兵变登上皇位，因此对手握兵权的武将十分忌惮；而文人士大夫手无兵权，风雅柔弱，一般对政权不构成威胁，同时又足智多谋、理性谨慎，是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他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手段打压武将集团，一方面大力提高士大夫的地位和待遇。传说，赵匡胤曾在太庙中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真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杀戮过士大夫。非但不杀，历任皇帝对文臣士子的礼遇还层层加码，甚至显得有些“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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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一次，宋神宗和名臣程颢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感叹，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啊，“朕未之见也。”这位程夫子一听立马拉下脸来，当场怼皇帝：“陛下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赶紧连声道歉：“朕不敢！朕不敢！”到了南宋，宋高宗在和大臣谈学问时，干脆大方承认：“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多有自知之明。保持谦逊，只是基本操作，有时皇帝还要乖乖听大臣“训话”。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和神宗聊天时，曾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意思是你老爸是我扶上位的，你是你爸的儿子，你若是干得好，我也脸上有光；如干不好，我的老脸也没处搁。一个大臣，公然以皇帝的长辈和恩人自居，赤裸裸地倚老卖老。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官员，竟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样有哪里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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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训话都还罢了，北宋文臣最厉害的地方，是常常可以驳斥皇帝的旨意，不给皇帝留一点面子。这方面的故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宋仁宗时期，包拯为反对一项人事任命，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一激动，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窝了一肚子火却又不敢发作，于是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还得继续听…….宋真宗有一次派人带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有违礼法，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告诉皇上，就说我李沆认为这事不行，爱咋咋地！结果呢，“此事遂罢”。（《宋史.李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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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真宗时期，契丹向宋朝递交国书，按照礼节，宋真宗让大臣杨亿起草了《答契丹书》。写好呈上一看，其中有一句“邻壤交欢”，宋真宗不高兴了——契丹经常侵犯我大宋边境，怎么称得上“邻壤交欢”？于是提起笔来，加上“朽壤”、“粪壤”之类的字眼，以泄心头之愤。可是杨亿不干了，第二天就提出辞职：“皇上既然不满意我的文章，那干嘛还让我写呢？我还是回家种地去吧！”宋真宗吓得赶紧删掉了自己添加的文字，好好，都按你的来！在这种氛围之下，宋朝的士大夫生活得非常滋润，不仅俸禄高，待遇好，腰板还挺得笔直。而且不仅是在朝为官的士大夫，即使民间的普通读书人也跟着沾光不少。有宋一代，读书人不仅可以上书言事，还发生过一件到今天看来都匪夷所思的事情——仁宗时期，四川有个读书人因为屡试不第，一气之下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这是明目张胆煽动我造反啊！于是把他绑送汴京，请朝廷制裁。历朝历代，写这种“反诗”，通常都要按“谋大逆”严惩。谁知，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做官又考不中，写首诗泄泄愤而已，何必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吧。”于是，老秀才被授予司户参军之职，真的当了个小官。最后的结局是，老秀才因为惭愧懊悔，到任后仅一年就病死了。但无论如何，他以一个小官的身份得以善终，也算不错的结局了，若是生在明清，这种事情不仅会让自己千刀万剐，还可能搭上全家的性命。此事不仅体现了宋仁宗本人的宽仁大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尊重知识分子、不以言治罪的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