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川西锣鼓 千年激昂

余茂智 文/图
奋力挥起鼓槌 , 在直径60厘米的红鼓上重击两槌 , 紧接着是一阵密集的鼓点 , 随着鼓点由重渐轻 , 鼓槌的落点也由鼓心渐渐移向左右鼓边 。 当鼓声渐消隐约无声 , 冯旭东分开双臂 , 快速划过一道圆弧由下而上敲击鼓边 。 鼓槌越过头顶 , 一瞬的停滞后双槌又快速齐击鼓心 , 现场“咚”的一声炸响 。 虽一鼓、一锣、一钹、一马锣 , 随声齐击 , 却是锣鼓喧天 , 气势宏大 。
现年51岁的冯旭东 , 是成都市川剧院的打击乐师 。 他常在休息日到社区文艺活动室和一帮老哥们打川西锣鼓 。 所谓川西锣鼓 , 其实就是我们早已难得一闻的川西花锣鼓 。 川西花锣鼓 , 脱胎于古蜀巫傩祭祀礼仪 , 激昂千年的锣鼓声经过创新演变 , 不仅是川西坝子文明发源的回响 , 更是“湖广填四川”以来 , 重建四川族群意识和文化整合的初乳 。
源起 从巫觋到端公
2006年秋 , 我曾到雅安市石棉县岷山深谷的蟹螺村 , 参加尔苏人的八月年节——还山鸡节 。 印象深刻的是 , 尔苏人的祭司“萨巴” , 面涂糯米粉 , 在鼓钹打击节奏中 , 带动全村人禹步而行 , 祭拜山神祖先 , 一路载歌载舞 , 相互往脸上涂抹糯米粉并分享祭祀的牺牲 。 如此场面 , 或是被时间凝固了的《周易》所言——“鼓之舞之以尽神”的巫傩之仪 。
在古人的观念中 , 鼓是巫觋通神的法器 , 驱逐疫鬼的重器 , 所以《世本·作篇》言“巫咸作鼓” 。 中原地区随着周公旦制礼作乐 , 鼓亦由巫而礼 , 而在《山海经》中称为“海内昆仑”的西蜀岷山和川西坝子这里 , “击鼓下神”的鼓槌则一直都是信奉原始巫教的部落首领、包括“群巫之首”蜀王的权杖 。 这或许就是川西锣鼓最初的用意和来历 。
巫傩之风盛行的西蜀 , 原始道教火居道也一直流行 。 之所以自称“火居” , 目的是“同火而居 , 以驱寒冷 , 以驱病邪” 。 火居道士应该是没落巫觋的转身 , 及至张陵创立道教 , 妥协并接纳火居道为道教的一个分支 , 火居道士依然是居家修炼 , 娶妻生子 , 子承父业 。
我们确实无法追溯尔苏的“萨巴” , 是何时开始在祭祀活动中使用钹的 , 但毫无疑问的是 , 钹乃“浮屠氏之器” , 是魏晋时期随天竺乐因佛教传入中国而来的 。 而钹的传入 , 为后来锣、鼓、钹组合的中国锣鼓音乐 , 奠定了基础 。 在钹传入中国后的唐末五代 , 就中国音乐史而言 , 西蜀青城山还发生了一件大事:由儒入道的杜光庭 , 在古蜀巫觋音乐和原有道家音乐的基础上 , 编写出一套新的道教科仪音乐 。 前蜀皇帝王建赐杜光庭道号“广成先生” , 所以这套细腻含蓄的道家音乐 , 便被称为“广成韵” 。 当时道教全真派的“十方韵”在北方广泛传播 , 而不同音乐风格的“广成韵”则成为“南韵” , 并演变融合成为火居道士谈唱洞经的民间祭祀音乐形式 。
出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性 , 火居道士也就逐渐蜕变为不唯宗教信仰 , 驱鬼超度、画符治病 , 兼任乡村风水师、乐师的端公 。 而端公举行法事活动弹奏的端公音乐 , 为了迎合广大民众的审美 , 而兼容了巫觋音乐、佛道音乐、儒门洞经、民间曲调等 。 在民间 , “无鼓不成乐” , 演奏端公音乐的鼓师 , 也就是接过巫师鼓槌的川西锣鼓的历代传承者 。
西蜀的巫风傩仪 , 在唐宋之际“灯坛两开” 。 所谓“灯” , 即“傩中有灯 , 灯中有傩”的花灯戏;所谓“坛” , 即端公法事活动之庆坛 。 无论“灯”“坛” , 皆为娱神 , 且往往都是同一帮乐师 。 这也是川西锣鼓的岁月烙痕和风土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