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英|五百封中国“金智英”的来信：“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二 ) |82年生的金智英|任菲|赵娜

但评判女性地位高低，并非只有经济收入这样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何况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中寻求平衡。中国幅员辽阔，这一封封信件，或浅或深地勾勒出一幅基层性别图景。
有的读者来自性别观念落后的地区，很好的朋友是被丢弃的女婴，也有女性因为已婚未育，面临职场的残酷淘汰， “在一个小圈子里，尤其是相对精英一点的群体，女性地位确实是高的，但你要是把视野放大，我觉得不是这样。 ”任菲说。
“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
1982年，赵娜出生在河南农村，在郑州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疫情以来，赵娜成了二孩妈妈，停薪留职在家。和南方周末采访人员的采访进行得不太容易，她少有腾得出手的时间。
赵娜是在手机阅读软件中无意发现这本书的。小时候，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从这种家庭结构来看，可以确定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 。
从记事起，三姐妹就下地干农活，拔草、锄地、割小麦，母亲现在常说她们小时候乖，两三岁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够不到床就搬个小板凳，自己爬上床睡觉， “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 。村里人没有生男孩儿，会抬不起头来。弟弟出生后，父母便再苦再累也充满希望。
一些女儿们的出生，并没有伴随祝福和喜悦。 1986年，阿雯出生那天，父亲在工厂上夜班，身高1米54 ，个头娇小的母亲难产生下她，奶奶看到是个女儿，落下几句场面话就走了。 2002年生的章枳雁说，村子里只有生了男孩儿，才会放鞭炮庆祝，预示着后继有人。这仿佛告诉那些生了女孩的家庭，他们后继无人。 2005年生的苏梓卿，弟弟出生后，原本对她很好的母亲关心渐少，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句话——“你长大了，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她被父母不分青红皂白打骂， “甚至差点从五楼直接把我抱起来扔下去” 。
1998年生的徐媛媛原以为男女的差别只在于头发长短，直到16岁那年，爷爷去世，她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弟弟的不同。她写道，作为长孙女，她的白色丧服上，有一点点亮眼的红色。但邻居老姨给她套上缝制的粗糙丧服后，一边强硬转过她的身子，一边鼻子一哼：“长孙女有什么用？还不是缺个把子！”
送葬时，引路举引魂幡的需是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她是女孩，改抱了二叔家的弟弟去。弟弟的脸，因为惊恐而哭花了， “小小年纪的他只觉得场面大得吓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也是一件对大人来说‘荣耀’的事” 。
赵娜在成长中更多是被忽视， “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 。 2012年生下头胎后，她和婆婆关系不算好。下班晚了一小时，她还在路上，婆婆就打电话催促，你怎么还不回家。她周末会带孩子吃披萨，如果他发烧不舒服，即使是一个月前吃的，婆婆也会归因于此， “过了半年还会说” 。
结婚生子后，她不会在老公面前撒娇，能自己做的绝不假手于人，因此活得疲惫。但她向南方周末采访人员回忆起一件小事。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大雨天，身高1米8 ，高高瘦瘦的父亲，身披雨衣，突然出现在校门口。
因为生计，父亲很少出现在家中，她从学前班起就自己上下学，那是父亲第一次来接她放学。那天父亲背着她，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平日里一起上下学的两个女孩，蹦蹦跳跳围在两边。村里的女孩大多境遇相似，同班一个女生，家里是五个女儿。她从父亲的肩上俯瞰，觉得同伴们有些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