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对话名家|沈荣均：诗意栖居以及器物与人的美好关系( 二 ) 升旗仪式|吴琦|安庆市|健康路

《天青色等烟雨》从手法上大体走的就是高居翰的路子。只是我的对话对象，是普通的日常器皿，跟完全形而上的中国绘画还不太一样，但也是存于时空浸润岁月的审美历史信物。无论魏晋宋元，四川古陶，元明青花，这些物品是当作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事物来品读的。当然，这也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题，怎样透过器皿的温度，回溯过去，触摸那些生动，携带先人情感的细节。
我在《幸福的俑》系列中，讲鸡汤故事，还原了汉代陶俑反映的一些鲜活场景和温馨细节，比如在博物馆里见到几件俑戴“戒指”，插菊花，就联想到女人的出嫁，试图从它们的笑靥中，寻找我们乐观豁达的幸福密码。这样的寻找或许需要想象和思考的可逆，谈不上创新。器物随笔，一抓一大把，我只是比专家们写得更文艺更温暖，比作家们写得更专业更接近日常罢了。
时光的回溯
采访人员：如果有人质疑，器物的抒情想象会不会偏离作为历史文物符号的一般意义。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沈荣均：本来也反感抒情，但我是写诗和散文的。有时候，触摸到那些老物件，就有一种时光回溯，类似于穿越小说的奇妙感，触景生情，忍不住跳出来，扯几嗓子，算是情感使然吧。
比如，我写《宋时花香》《苏麻离青》系列，就常常有大量颠倒时空的观照和评述。中国陶瓷之所以让世人痴迷，就是它承载了千年的岁月，扮演了中西方交流的文化使者角色，你把它看成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对它礼赞也是它们应得的尊严。器物不只有冰冷的体积，也有温度，工匠的温度，主人的温度，这是抒情的基调。
多年前，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发现了三只元青花蒜头瓶，图案是月影梅，尤其是那梅花，跟王冕的墨梅一样，风骨嶙峋，感触颇多，让我想到元末明初汉族知识分子内心的愤懑和憋屈，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月影梅》。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在长篇小说《双鱼座青花》里，以“月”“影”“梅”命名了三名女角，代表了我心目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历史符号的客观意义，并不因为作者煽情发生改变。我能做的是尽量克制，更多还是一种审美嫁接，试图通过抒情或者叙事的手法，将个体的审美感受，审美思考，以文艺的笔调去接近古器物的时代经验。对器物的审美，这是遮蔽还是揭示，我想读者自有发言权。
采访人员：《天青色等烟雨》出现“读书人”“书生”的频率很高，似乎潜藏着对读者群的期待和区分。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沈荣均：我不只在《天青色等烟雨》里有这样的语境，在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士大夫人物随笔写作里更是如此。“读书人”“书生”或是现代悲剧性审美个体的角色常态。不管现实角色是三教九流还是五花八门，“读书人”“书生”应该成为完善自我认知的符号，至少骨子里应有如此情结。宋代书生意气很重，元明书生渐趋理性，清代的书生内敛隐忍。他们以属于自己的方式，走进日常器物，从人与器物的关系中收获审美快感。一个“读书人”“书生”，不管是明星大腕，商人官员，还是市民田夫，不一定非得天天抱书啃，把自己弄成死气沉沉的书呆子。随笔叙述中，不断强化这个身份符号，更多是一种自我完善，也有与读者沟通商榷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情怀，而非刻意区分读者群体。
信仰的轮回
采访人员：《天青色等烟雨》上架的栏目是“收藏、陶瓷、鉴赏”，似乎暗示器物的可亲可近，您笔下如何去构建与读者的“物我”交流？
沈荣均：您说的“物我”交流，我是认可的。这本书的存在，就是关于中国古陶瓷时代美学经验的传递。笔下的时代美学，可能与别的文化学者不太一样，他们更强调比较学意义的“说出”，而我更在乎作家个体“这一刻”的语境，也就是“物我”交流。读者看到的文字，可能更多像小说一样的状态描摹，像散文一样的婉转叙述，像论文一样的学术升华，像诗歌一样的情感张扬，这也是我的关于器物的艺术随笔区别于其他随笔读物的地方。